- 时间：2022-09-13 来源： 共有网友喜欢
徐则臣：“以文学的方式为时代留下信史”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徐则臣宜昌纵论文学与写作
“以文学的方式为时代留下信史”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徐则臣宜昌纵论文学与写作
记者/冯汉斌
四年一届的茅盾文学奖，可以说是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2019年，时年41岁的徐则臣凭借其长篇小说《北上》一举斩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迄今最年轻的“茅奖”获得者。在《北上》中，徐则臣以其杰出的叙事技艺描绘了关于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在百余年的沧桑巨变中，运河两岸的城池与人群、悲欢与梦想次第展开，并最终汇入中国精神的深厚处和高远处。从此，“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连同此前凭借《如果大雪封门》获得的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徐则臣堪为实至名归的中国文学“双奖”作家，被认为是“中国70后作家的光荣。”
9月3日上午，以《人民文学》副主编身份参加完“名家名刊看宜昌”活动启动仪式后，徐则臣以自己25年的写作经验，为一百多位宜昌文艺家作了以“写作中的软实力与硬功夫”为主题，以“生活”“意识”“勇气”“耐心”等为关键词的文学讲座活动，生动分享小说《北上》成功的秘密和写作中的诸般细节，探讨文学时代、写作与阅读、细节与历史等众多课题。
“同时代人的写作”值得重视
在讲座中，徐则臣从文化的角度重新解读了中国历史上“盲人摸象”的著名故事：“盲人摸象在生活中不是一个好词，现实中，每个人摸到的都是自己感受到的大象，摸到耳朵的说它是蒲扇，摸到鼻子的说它是水管子，摸到腿的说它是柱子，摸到肚子的说它是一堵墙，而摸到尾巴的，又说它是绳索，可以说，他们摸到的都不是真实的大象，但如果我们把他们所有的意见综合起来，那就能还原出一头最真实的大象，它既是蒲扇、柱子、水管子，又是墙和绳索。”
从这个故事出发，徐则臣提出了“同时代人的写作”这个话题，他认为，文学尽管是‘个人的事业’，但同样需要同代人的嘤鸣激荡，同声相应和同气相求。在比较理想的文学时代里，作家和评论家应该建立起一种同时代的合作关系，互相砥砺，共同成长。“我们应该抱团取暖，相互提醒，相互点拨，相互激发，相互鼓气，也相互丰富，这是一个好的文学态度。尽管平时都是你写你的，我写我的，但大家可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不管我们身处宜昌，还是湖北，尽管每个人都不能把这个时代说得那么清楚，但只要我们齐心合力，每个人发表对这个世界的一部分看法，这样，所有的看法汇合起来，我们就会无限接近时代的真相。而分开来，每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镜子，大家互相照亮。”
徐则臣提到，写作需要“软实力”，一个是意识，一个是视野。他以一位老教授皓首穷经研究的问题，其实已经是很多年前北大教授弃如敝履的问题为例，说明了视野的重要性。“以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作品来说，不是说所有的诺奖作家都是最好的，而是这个奖把很多好的作家囊入其中，而且这些获奖的作家大部分是可以流传下去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家具有高远的视野，他们所思考、所表达的的问题，其实是站在整个人类的前沿，去体察人类自身的困境。”
写作者应该“春江水暖鸭先知”，感受时代之变
在谈到自己获得巨大声誉的长篇小说《北上》时，徐则臣谈到了大运河的意义。“大运河对蒲松龄影响非常大，《聊斋》里面多次写到大运河。蒲松龄一辈子唯一一次出远门，就是到应江苏宝应知县邀请，沿运河到该县做幕僚，并爱上了知县的的小妾顾青霞。小说中，《素秋》《绿衣女》《白秋练》《婴宁》等篇都有顾青霞的影子。《红楼梦》中，林黛玉进京，就是沿着运河到北京通州上岸，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那时就住在通州附近。而在《金瓶梅》里，你会发现，在清河县，几乎看不到农民，手工艺人也不多，除了商人西门庆和一些官员和读书人，生活着大量在“士农工商”序列之外的小市民。因为那个地方在码头上，没有人种庄稼?？梢运担拇竺加朐撕佑泄?，那是一个运河时代，大运河就是那个时代的高速公路。因为有了大运河这条时代的高速公路，才可能出现这些大量传播的文学作品，这就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不仅要受时代硬件的制约，还受软件的制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
对此，徐则臣话锋一转，认为面对时代之变，作家应该有特别敏锐的感觉，应该领风气之先，发人之所未发，所谓的“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开放的意识，要有一个求新、创造的意识。应该认真想想这个时代是什么样子，跟这个时代相匹配的文学样式应该是什么?作品和时代的关系，不是说一个事件今天出现了，第二天就有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出现，不是这样的，它有可能是滞后的，但是你得有一种呼应关系，开始是呼应，也许随后有一堆作家，不仅是呼应，而且是对应这个时代。我们今天不要轻易否认新的东西，当然新的东西不一定就好，而是我们要尽量以体贴的心态去感受新。要感受时代之变，然后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方向。”徐则臣认为，现在是网络时代，也是全球化时代。但大约2000年以前，网络还没有盛行，那个时代，整个地球就像地球仪一样，是实心的，你拿着地球仪在手里面，从这头看不到那头，但现在各种信息让你觉得地球仪是透明的，从宜昌这里看，可以一直看到全球去，我们对信息的接受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艰难了，地球已经是平的。
“这个世界在变化，一切都在变，但是如何变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身处这个文学的语境中，需要有这样的意识：文学需要变，要关注生活的变，用自己的表达匹配这个变。”徐则臣强调。
越来越看重写作时满桌是书的作家
徐则臣直言，国内外很多作家及其作品，比如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前苏联的伊萨克·巴别尔、爱尔兰女作家克莱尔·吉根，包括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期的小说集《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和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甚至莫言的《晚熟的人》，都不是简单地讲故事，也许展开一个故事的横截面后，小说就结束了。这就是说，我们对小说完成度的要求已经发生变化了，小说的完成度已经不再取决于故事的完成度，而是取决于小说意义的完成度，要表达的东西能够表达出来就可以了，而不追求把故事讲完整。
在讲座中，徐则臣特别提到了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他直到60岁才成名，80多岁写出来的东西依然才华横溢，充满着变数”，而且，在他的作品里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不会只注意那个很小很小的东西，他有开阔的视野。“我们现在有如此发达的信息源，只要打开，你就占据了前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些作家几十年实际上只是在写一篇小说，他们这时在重复自己。张若虚与乾隆，一个孤篇压全唐，一个写诗四万首，你说是哪个伟大?一定要有思路，要有眼界，否则很多写作都是无效的。作为一个从业者，哪怕是个写作爱好者，你都有责任写好。爱好也有尊严，要不停地往前走，不断地让爱好今天比昨天变一点，高一点，新一点，有一点差异性，不断开阔自己的视野。”
什么是才华？徐则臣认为，与其说才华是想象力和表达能力，不如说是写作的勇气和耐心。“我现在不怕没东西可写，最怕的是不知道小说如何开头。过去是无知者无畏，现在知道一点反而胆怯了。”徐则臣讲述了自己创作《北上》的思路和历程，特别回溯了自己如何阅读、田野调查等一系列的艰辛创作过程。在创作《北上》时，他四年来沿着运河走了一遍，检索了大量相关的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对作品中的每个细节负责任，尽最大所能负责任，经得起推敲。”比如，现在人们一提到慈禧，就说是“老佛爷”。事实上，当时只有极少的人私下称她“老佛爷”，“老佛爷”的称呼都不出紫禁城，只有慈禧身边的人知道。徐则臣颇有感慨地指出：历史很宏大，但是再宏大也是由细节组成。所以，作者在创作中要靠自己的努力多坐一点冷板凳，多做一点案头工作，多做一点调查。“历史是一个一个细节构成的，作家要以文学的方式为时代留下一部信史，如果我们写的全是假的，全是胡编乱造的，以后我们的后人看这条河，也就是一条假运河。”
很多年轻作家自诩，写作时只要一台电脑就够了，对此，徐则臣不以为然，“现在，我越来越看重那些写作时满桌是书的作家，这样的写作才是可靠的，令人信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