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君昶一直试图将诗歌往深里写,写出一种性情和力量,写出一种通透感来,他期待靠近,也正在抵达。最初的诗歌冲动,源于一种直觉,这直觉可能情感的,经验的,语言的;后来,受阅读和他者的影响,他走到了一个高度上,至此,他低不下来了。这种没有回头路的选择,对于彭君昶来说,是一种诗歌与生活的落实,他只能继续向上,以更为沉潜的方式应和内心对自由诗意的追求。
--这是我对彭君昶这几年诗歌写作的一个大致印象。他有时候很快,很急促,渴望瞬间倾泄所有的苦闷、不解与忧伤;但他有时候又很慢,真正慢到生活里去了。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彭君昶还是有自己的困惑;虽然他外表温文尔雅,但内心有着强烈的风暴。“任何一个生命都是我的福祉/和我的障碍/任何明净的眼眸,都是我的慰藉/和我的痛处”(《采莲令》),这风暴所带来的问题,诗人无可逃避,而且必须面对,于是,诗的产生就有了某种内在的必然。而外在的那些“交往”、参与、阅读和彼此的影响,也是促成诗人以语言来体验人生的重要力量。没有什么比这更顺理成章的了,诗歌的幽灵就这样在彭君昶身上安顿下来,以保存某种在现实中无法言传的秘密。他寄托于诗,多少倾诉、感悟与爱都成为胸中块垒,然后慢慢被磨碾、挤压,最终被当作能量释放出来。
实际上,我至今也不知道彭君昶写诗的目的是什么,而我反过来问自己:写诗需要有目的吗?各种潜在的愿望和要求太多了,也异常丰富,诗人只是顺着语言引领的方向去寻找他的诗性创造?;蛐砼砭坪艽蟪潭壬暇褪且约旱牧榛臧卜旁谀掣龈叽Γ员闳米约翰恢劣谔?,太堕落,这种内心的净化剂,有时确实能重塑一个不羁的灵魂。它让诗人从各种繁杂俗务中抽身出来回访自己,反思自己,这种适度的自我省思,就是认清时代现实的途径。“不偏不倚,这枚胎记/刚好呈心形,刚好在胸口//这是我身体里/唯一的防伪标记/我走到哪里,都能名副其实/我走到哪里,都不会迷失//刚好呈心形/所有见到我的人/都能感受我的气息/当我无辜地坦露胸怀//母亲说,她认识我这么久/觉得我是可交之人/她说,这醒目的记忆/阻止了我可能有的一切仇恨//是的。在没有出生之前/我已经被注定”,彭君昶将此诗命名为《原罪》,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由胎记生发出的人世联想,直指某种隐隐存在的宿命感: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天注定的结局。以“原罪”的姿态写诗,这好像是诗人的信念所致,诗与思的记忆融合,令他的写作有一种慈悲为怀的怜悯和善意。当然,这种气质也是彭君昶身上所有的,它渗透在了诗歌中,让其文字越发大气、热烈而深沉,既有飞扬的灵动,又不乏思想召唤的格调。我愿意从这个角度进入彭君昶的写作,虽然他有时也表现出某种大胆、狂野的一面,但他终归还是回到了生活对其的磨砺和规训中,以找到经验折射在语言中的那一刻度。
读彭君昶的诗,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其书写亲情之作,不张扬,不刻板,每一句皆是用身心体验和浸染过的,不伪装,不矫饰,有一种探寻心灵真相的质地。因此,我对彭君昶的了解更多时候不是在现实中,而是在诗歌里,他在诗中坦呈了自己,只有此时,他才真正回到了赤子之心。在一种干净、纯粹的状态里写作,诗人更容易敞开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它不容我们来虚构和造假。“这么多年,我一直/游离在母亲的目光之外/屈指可数,当我回乡/我成了母亲最尊贵的客人”(《悬而未解的问题》),对于在外飘泊的游子来说,这的确成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现实,然而,对于我们的内心来说,从常识的角度这又是无法接受的。一种悖论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产生,这是诗人的忏悔之诗,但又是宿命之诗。生活可能还会如此继续下去,谁又能改变呢?带着这样一些疑问和人生难题,诗人还是要写,不仅写母亲,他也为父亲留下了更多笔墨。“父亲,你以草木的方式/继续生长着。而我也以你曾经/有过的样子在风雨中行走/不得不承认,我始终跟不上你/成长的速度。某一天/当我怀抱一颗小草之心/慢慢靠近你,你又会以参天大树/的姿态,迎接我的抵达”(《给父亲的信》),这是诗人在父亲节那天写给父亲的信,这种阴阳两隔、灵魂对话的方式,一方面是对父亲的追忆和怀念,另一方面,也是诗人自我砥砺的一个侧面见证。所有定格在记忆里的亲情不可能再回去了,唯有生活的精神延续,方可最后抵达终极之境?;褂幸皇子敫盖锥曰暗氖袷歉缸恿┟娑悦胬页?,亲切、生动,但看到最后,发现只是一场命运的独白。“你留下的房子有二栋,都已陈旧/遮过风,挡过雨,耸立在枝繁叶茂的山腰/你留下遗孀,成为我的老母亲/留下老娘亲,成为我活着的古迹/你还留下了我们三姐弟,这最重要的遗产/如今还在尘世辗转、折旧/想一想,自你离家出走,留下的那一揽/相片,也已经泛黄、残损,像你/在人世最后的表情,像捉迷藏还在进行中/却不小心露出了头顶,而/为你垒起的建筑,也在望眼中渐渐小去。剩下/松柏青翠舒展,剩下荒草枯黄欲燃/我能收容的,你最后留下的/是你身体里的硬。那一缕大大小小的规则骨殖/漫漫长夜里,闪烁着微微的光泽”(《古月》)。父亲的离去引起了一种疼痛,而且是痛在心里,虽然这伤痛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抚平,但是怀念仍然在持续,在发酵。诗人从自己身上找到了父亲的影子后,愈发加深了这种怅然诗性的流露,似有说不尽的言辞,也有无法完结的心灵守望。当这种对话被记录在诗里,亲情也由此获得了永生。“我无法填充一个人的履历表/我一直试图阐明,和父亲之间的关系/这是不能更改的事实:我来源于他/此际,他含笑九泉并继续修炼人形/这是个问题。谁是谁的今生,谁是谁的前世/有时重叠,有时分裂。一个女人/在我的身上看见她的男人/一个女人,在我身上发现她的儿子/所有的蝉蜕,不一定都成功/所有的牺牲,不一定都随人愿/我说明了我自己,却无法控制有泪如倾/历史,从来只有两个人成就/他们的名字,一个叫爹,一个叫娘”(《湿罗衣》)。有多少身外之物事,在父母和生死面前皆如过眼云烟,唯有在对爱的理解上找到自己的生命和精神源头,诗人才可参透那些过往的历史、记忆和表情,为真实的人生赋予一种承担和爱的情怀。
如果说亲情主题是彭君昶诗歌写作中绕不过去的一道风景的话,那么,他近年来趋于思想力量的深度开掘,则是其对自我提升的新的要求和标高。与很多诗人不一样的是,他并非在言说中剧烈地反抗,而是在深邃的建构中抵达。没有明确的反抗姿态,但并不代表他丧失了批判意识,他的内敛之锋芒,更多的是嵌在字句里,如同思想渗透在那些并不起眼的生活哲理中。诗人与那些伟大作家和哲人的对话,看似是在罗列,其实,他从中找到了未来的某个方向,他们就是这个方向的参照。他不经意地在阅读中学会了慢慢进入大师们的内心,并出示理解之同情,而这样一个过程就成了某种精神的自觉。“1910年,雅斯贝尔斯和做护士的/犹太女子结婚。他因此受到牵连和迫害/接着失去工作,著作被禁止出版/夫妻随时可能被送往奥斯维辛/妻子要求丈夫放弃自己。雅斯贝尔斯拒绝了她/他和她约定,一旦遭遇险境,就一起自杀/几近生命尽头之时,海德堡得到解放/临近暮年。夕阳下,她问他,当年为何不选择放弃/雅斯贝尔斯端详着妻子的脸:我如果那样做的话/我的存在和全部哲学就没有任何意义/妻子不解。但她仍然充满感激,并泪流满面”(《选择的难处》)。这看似语言哲学家一生的情感写照,很简洁,也有着叙事的生动,但诗里所透出的价值观,早已抵消了所有的做作和表演。没有真实的生活作为底子,一切哲学都可能是一句空话,诗人借助维特根斯坦与犹太妻子之间的故事,表达了情感超越于那些纸上的定论。哲学最终也是要为生活所印证的,它不可能也不应该脱节,这才是存在哲学的行动根基。诗人之所以写下这样的诗,还是在于他对哲学家一生的行为有所思考,这是通向存在之境的一条大道,只有与生活保持一种常识上的平衡,诗才可找到自己切入现实的落脚点。
彭君昶还写过的一首《遇见维特根斯坦》,虽然在最后有一些调侃的成分,但也不失为哲思片断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射。诗人要做词语的入侵者,用更多的困惑带出了问题,也带出了诗意本身。像《它》所指称的隐喻,是对肉体和思考之关系某种微妙的打量?;褂小洞禾煨∫骨分心切┫感∏楦械乃槠∠郑彩亲匀坏?,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原意。不管哲学之思多么庞大芜杂,经验仍然是彭君昶诗歌写作的切实主题。他虽然写有不少向大师致敬之作,如《厮杀》《潮信》《卡夫卡的月色》等,然而,他还是在经验的层面上抒情,并最终回到对自我的求证。但凡优秀之作,无论将诗意之网撒出去多远,它最后还是要收回来的,否则,诗在整体上就显得零散、怪异,无法在更智性的理念中为我们提供完整的、体系性的美学。
相对于很多冒险的诗人来说,彭君昶的写作是审慎的,就他这个人一样,在现实中不随意出击,而是保持一颗平和之心。诗歌写作中偶尔的狂野,也并不足以说明他是一个颠覆主义者,他的反抗与拒绝,同样是在认同主题之前提下的行动,而且这种行动还是回应并归结到了语言创造,这是一个有追求的诗人必然的选择。当然,彭君昶的写作并没有复杂到需要去作过度阐释的晦涩之境,他只是在随心而走,有感而发,我觉得这样本真的写作,或许是他最好的状态,过多的束缚,相反对他的写作还可能是障碍。自由心性的释放,对于彭君昶来说,是需要保持前行中冒险和探究的状态,这样既可缓解他在现实中的紧张与疲惫,也为其今后的写作定下了一个基调。他顺着这个基调,或许可以找到更高更准的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