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15-08-05 来源：中国宜昌网 共有网友喜欢
刘波：现实怎样进入诗的内部——飘萍诗歌论
飘萍前些年的诗，有不少是对现实经历的直白记录，不是说直白就失去了诗的意义，它因太容易进入，可能一种便宜感就不自觉地透了出来。但是后来，我从她的诗中读到了反思与警觉，那是一种错位的诗意，她不再那么遵循散文的逻辑，不再那么平铺直叙，她找到了某种“拐弯抹角”的进入方式，这一“自我革命”，预示了飘萍开始对自己不信任了，她需要找到突围的契机。一个诗人必须打破自己写作上的惯性，向更深处的深渊迈进，才能在冒险的行动里重新回到一种创造的氛围；否则，自我重复只会将诗歌之路封闭，最终被自己的经验所束缚，陷在小圈子里走不出。飘萍倒没有被自己的经验所奴役，她在创造的意义上走出了自己，开始意识到思想在写作中的重要性。
从几年前的直白书写，到近两年的思想性隐喻书写，飘萍的转换是由轻到重，由简单到复杂，这样她的诗歌写作就相应地变得丰富了。此时，她也并不是说完全抛弃了先前的经验书写，她只是将其作了转化，以一种更大胆的方式刻写了自己的感受。诗人在经验写作的途中关闭了一扇门，而又开启了另一扇经验之门，让诗歌带上了更新鲜的人文关怀，加入了更瓷实而饱满的公共经验。如果将触角从日常伸向更深邃的精神领域，一个诗人的视野会获得自然的拓展，他也不会被过于琐碎的情思所羁绊。其实，这种敞开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有感而发，飘萍是将时代和个人现场的表象置于一种精神世界里，这样，它们可以获得存在感的维度，即便有疑难和困惑，但这样至少可为写作赋予力量感。从这一点来看，飘萍的写作转型是在为自己做加法，同时也在更高的层面上接通了一条写作的通道。这是我认可飘萍向更厚重的思想性写作转型的原因，她参与了个体经验对接时代之后某种历史感的营造，这些正是我们当下诗歌写作上所匮乏的一种品质。
“闭上眼睛，轻声漫步/或快捷的奔路，/优雅的风在身后旋转成行云的孤步/最精确的秒针总是暗示我，那是一段/蜻蜓从顿飞到着陆的距离/是一个人升降的舞台//许多年了，每天清晨，吸附着青草的气息/和迎面而来的卡车相遇/满载垃圾的车厢运走一天的疲惫/卖冰糖葫芦的老人，举着高高的火把/浑浊的叫卖声送来一群早学的孩子/红领巾在露水中，映出朝阳的味道/粘满糖浆的书包，被染得金黄/像雾霭中奔跑的石头，永远望不到尽头//许多年了，我一直勤于奔走/两根扯动的橡皮/在脚跟与地板的缝隙间消磨成笔直的线条/猛然抬头，高压杆拽起的绳索上/一群麻雀正欲起飞”。这是飘萍2007年写的一首《一个人的舞台》，像是一首典型的个体之诗，她以轻逸的笔法写出了世俗的场景，它们在诗人笔下现出了生机，也有了灵动感。一方面，这种自我体验式的诗作，源于诗人日常的见闻感触，非常富有生活气息和世俗色彩；另一方面，这种小角度进入的写作，所呈现的是诗人更澄明的诗歌路径，她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一个人的精神来历和诗意浮现的源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飘萍都是在这一温和的世界里寻找诗性，这种“在人间”的写作，凸显的是更具自然性的现世丰富。
当很多诗人一味强调诗意的“在别处”后，那种“远方的想象”可能并没有让诗歌走得更远，而是大面积地遁入了虚无，形成了僵化的格局，创造性写作很难持续下去。这个时候，重返生活的现实就成为了恢复新感觉力的重要方式，但如何在现实的基础上让诗歌富有超越感和穿透力，则又是另一种挑战和考验。我不知道飘萍曾经是否处于这样的困境中，她对自我的忠实，是否也构成了超越的障碍？所有的内心景观，不管如何庞大与宏阔，最后都必须面对和修辞的对接、融合，它们必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现实也可获得诗的神性与丰盈。飘萍诗歌写作的信念，还是在于诚实，对“真”的追求促使她赋予每一首诗以灵魂，让它们不是飘向远方，而是回归当下。即便写一条鱼，她也可找到清晰的方向：“我就此绝望而死/胸口中最柔软的地方/偏偏命中大地最硬最硬的刀锋/挣扎，在瞬息之间/又仿佛奔跑在一具永无宁日的马车上/我分明看到上帝，挥舞着暴徒般的长鞭/驱赶着一匹匹逃窜的云朵/愈跑愈远--”（《旱灾：一条鱼的绝望自述》）这是一种有着灵魂之深的书写，诗人立足于真实，却又在最后超越了真实性，让一条鱼也有了“内心的挣扎”。无论这绝望是来自诗人的不屈服，还是她站在动物的立场上为人的生存找到尊严，这种“理解之同情”的切入角度，既让诗写不同于一般的意象罗列，又深具力量感。
如何让力量的呈现更富有针对性，飘萍也曾从多方面做过尝试。当大小事件对其内心构成触动时，她会选择时代屈辱与罪责的那一部分下笔，这样的精神生态能够逼示出诗人在黑暗和孤独里打开诗歌之门的能力。她有一首诗名为《非隐喻》，看似在发现自我，其实直指时代的病症：“可以复制/可以转载，可以盗版再山寨/但是谁也不可能从两样的天空里/放飞出同一枚鸽子//唯一的鸽子/东方不亮西方亮的鸽子/带上脚镣手铐，遁入铁栏的鸽子/它有沉默中兀立/在故国的土地上流亡/在地狱烈火中冶炼，历经风雨/穿越金戈铁马，替人类赎罪//今天，当麻木的人们在麻木中继续麻木/有一群醒着的人，在为你举杯/我在他们眼睛里看到了你光芒的影子/孤单地绕行于蓝天”，揭开那层隐喻的面纱，这是最为真切的现实，一切不可掩盖，每个清醒者都有自己内心的真实和标准。就像这精神扭曲、价值失衡的时代现实，我们无法视而不见，唯有在更深的思想层面超拔出来，挺立起一种“反抗的希望”。诗人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的那部分，虽然艰难，但是它在指引我们前行。“昨天，当上帝提着灯笼造访那个遭遇黑暗的人/我在微弱的光线中/看到了尘土，像一枚枚逗号，挑着成熟句的大梁/隐身。步履坚贞”。这是我们坚守的目标，也是存在的理由，身体被时代所控制，而精神永远在寻找灵魂的出口，这种自我启蒙的行动，体现在意志中，也渗透于文字里。
文字的空间可以足够大，也可以足够小，端赖于诗人如何把握自己内在的精神质量，它通往人性本身，在语言的范畴里也能获得对自我的观照。飘萍就是如此，她不仅写时代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同时也写自我背负时代的疼痛。“为一些莫名的事物伤感，激动，失眠/这已经成了我生活中挥之不去的常态/它像一块神秘的石头/藏匿在我的体内/又像山洪爆发前奇异的安静/有时候，我在想，我的生命就是从那儿开始的/凭着撕裂的头痛，不用照镜子/两片额头，正在快速地塌陷”（《失眠》）。这其实是一张自画像，它不是在完全描绘诗人，但是某种承担意识在诗人体内渐渐复苏，她不想压制，也无法掩饰，唯有让它们都通过合适的渠道释放出来，才可在这样一个时代为内心纠结找到安放的平台。反思是启蒙，也是?；ぷ晕业姆绞剑拖袼谡饬侥甑牟簧偈骼锒家粤贾叩淖颂源切┗蜒?、遗忘、丧失与沦陷。“一条走了二十年的大街连着/我的筋骨，但它是它的阳关道。/而我，/永远是自己的独木桥。”（《与猇亭书》）这不是人生的失败，而恰是必要的分裂，如此决绝的态度，皆因诗人认清了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那道屏障。面对这屏障，诗人没有选择回避，不管是绕道而行，还是真的迎难而上，她要将自己的那座独木桥走过。即便最后没有达到柳暗花明的目的，至少这样的写作姿态也对得起自己的内心了。
后来，她似乎在阅读的深入后改变了一个路向，让诗歌增添了精神的重量，表达可能不再那么和谐、优雅了，有时还有一种粗砺呈现。诗歌内部的紧张关系也随之获得了合法性，这不仅在于诗人眼界的改变，更是因为她找到在当下时代写诗的理由和某种使命感。“在乡村，有些东西越来越多。/例如：荒芜的田垄，/被淤泥霸占的池塘，野蒿草蔓延的田埂。/例如被富养窃取的水洼。/以及在守望的风中吹白头发的空巢老人。//在乡村，/也有一些东西正越来越少。/例如，树木，/例如，土地，/例如，一匹匹拖着疲惫身躯回家的耕牛。/例如暮色中的炊烟，年轻人的欢笑。//不知道这么多的多，能否抵消这么多的人/不知道一道加法和一道减法的驳论，/还要陷入到何样的泥淖。延续到什么时候。”（《村庄加减法》）这种富有人文关怀的用笔，我觉得应是飘萍今后写作的一个重要方向，她的介入基于现实的残酷，而对真相的探求，又是她书写责任的重要原则。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的变迁，看似好事，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更为内在的悲剧？诗人没有在时代的书写中缺席，这其实是对某种羞耻感最具立体的回应。
在这样一个时代，写个体内心之诗，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在写社会之诗。那种带着审视体验的写作，不是因为某种宏大的抱负和理想，而就是为人生的一种责任，也可以说是一种整体气质。飘萍诗歌中的那些“巨大”，是对现实的抵抗，还是对内心荒谬感的回应？也可能两者都有，只是反映在作品中程度不同罢了。从现场素描、记录到内心的见证，是飘萍写作转变的一个轨迹，这从艺术创造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主题的拓展，而在思想创造的空间里，她又为诗歌提供了新的精神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