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入心的批评也是一种有难度的创造（另二篇）

时间：2016-12-30 来源：宜昌市新诗学会 作者：刘波 宋宝伟 李 洁 共有网友喜欢

　　对于文学批评，我其实很惶惑。之前，我也写过几篇关于批评的创作谈，讲了自己对批评的看法，事后想想，总觉得时时有漏洞，处处是陷阱，当时貌似正确合理的想法，可能过后就被自己给推翻了。在别人那儿是一道文学的风景，可能于我就是一片思想的荆棘。从事批评，不一定就要从文学那里获得全身心的安慰，那可能是太过乐观了。更多时候，我是悲观的，困惑的，可这悲观与困惑并未让我完全丧失批评的勇气，它恰恰成为了我写作的动力?！　?img alt="" src="http://www.yichang.gov.cn/uploadfile/2016/1230/20161230035513686.png" />

　　（刘波）

　　一

　　这些年，我就是在持续建立和不断推翻的矛盾中一直从事文学批评，且还将它当作了爱好，这看似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世事就是如此，很多的不可能都在自己身上发生，那就也预示着，一切皆有可能。我在批评之路上曲折前行，且变得越来越艰难，这样说可能会引起一些读者朋友的反感：你之前的那些批评文字，难道是在非常痛苦的境况下写出来的吗？当然，那些文字我写得可能不痛苦，但也不轻松。何以至此？皆因批评的难度和对自我的要求。初出道时，仗着“无知者无畏”和满腔的激情，总感觉有很多话要说，但随着批评的深入，我越写越慢，越来越不敢造次。这是我有一段时间最真实的心境。当看到一些同行朋友们读完作品就动笔时，我只剩下了羡慕，因为我做不到，于是，我由一个做记者时练出的“快手”，一度变成了严重的拖延症患者。这一路艰辛坎坷，可能只有亲历过，才会参透其中的痛苦滋味。虽然文学批评属我所爱，但我想说，它并不是一件多么美好和轻松的事情，尤其是从世俗的意义上来说，它甚至是折磨人的苦差。

　　之所以仍然愿意坚守在批评的路上，还是在于它出示了一种可以引领我前行的内在力量。它的边缘化，不至于让我在浮躁与喧嚣中太过功利，而身在学院，批评又让我能保持着在现场的敏感，同时也能通过阅读来体验文学的丰富与复杂。读到好的小说，会拍案叫绝；读到好的诗，也会心有戚戚。所有的感慨和共鸣，不仅仅影响自己世俗的日常人生，同时，它也能在文学的意义上带我走上精神思索的路径。因此，当年从事文学批评，乃至于后来一心专注于诗歌批评，这看似长久学院学习的结果，其实也与性情有关。我兴奋于诗人的想象力发挥和语言创造，当初只是因读后有所感，就顺理成章地将感想写下来，这种读后感式的文字，一度也是我进行批评的基础，正在这样的基础上所建立的自信，让我持守在批评未完成的途中。

　　很多人可能都曾对?？绿岢龅呐览硐氡в邢嗟钡钠诖?，“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够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可是在当下的人文环境中，?？滤嫉睦硐胫饕迮?，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我也曾受惠于学院的训练，但那不过是技术和方法的规训。我觉得更重要的，还在于自我的唤醒和批评的自觉。当我们面对具体作品时，如何切入其内部的肌理，感觉当然重要，但除了感觉，应该还有更理性的判断和更专业的分析，这可能才是批评能让人信任的关键。一个人的感觉在批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是气质，而学理在其中所折射的就是修养。在当下，何以我们看了那么多的批评文章，仍然感觉像是读了一篇，大同小异，千篇一律，自我复制，还是在于文章本身没有鲜明的特点，没有独特的风格，难以给人眼前一亮的震撼。这种震撼，最先表现的应是文字本身的精彩和美感，然后才是观点与思想的新颖。因此，?？滤蜗氲哪侵峙?，接法国批评家蒂博代的说法，应属于大师的批评。而大师的批评多由作家和诗人自己完成，可能并非那些学院批评家所写，这就给专业从事批评的学者设置了一个难题：你的批评可能永远也无法达到大师批评的高度。那我们的批评还有意义吗？批评家的写作属于职业的批评，但正是职业化让批评家能找到自我认同感。否则，他可能就是在做无用功。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对自己文学批评的定位，也从来不会在道义上追求一种表面的公正，有时，繁复的批评文字背后，很可能就是一堆废话构成的假象。因此，面对每一个作家和诗人，面对每一篇小说或每一首诗，我力求取对话之态度，让自己的文字入心，入情，入理，这也是我这些年一直追求的目标。在表象繁荣的背后，很多的批评难免滑向浅薄、庸俗和应景，我们是否应该保持适当的警惕？否则，批评很容易陷入谎言的困境，这样就难以在精神上通达作品的内部。

　　二

　　自19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以来，有些文学研究者所写的文章，貌似很专业，但透过其文字，我们却难以从中获得多少趣味性和启发性。何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一般来讲，专业的研究主张客观、冷静的分析，这本是好事，但当我们在客观、冷静的文字背后看不到批评家这个人，感受不到他的体温，那就谈不上什么感同身受。所以，当批评文字中充斥着那些冷漠的分析解剖、玄奥的概念堆积，以及晦涩的过度阐释，是难以让人有亲近感的。

　　没有亲近感的批评文字，也就很难让人产生必要的信任。如果批评家总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作家作品施以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单向度解剖，而不是去发现作品的智慧、趣味和美感，这样的批评很难获得创造的持续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批评所带来的影响，就是作家和批评家的相互不信任：如果不真正进入到作品的内部，不去挖掘隐藏在作品背后作家个体的秘密心思，终究是无法写出令人信服的文字。在这些年的批评实践中，我所存有的一个重要疑问，就是批评的及物性和有效性在面对具体作家作品时是如何体现的。尤其是在诗歌批评上，两极分化现象严重：一方面，沉于单纯的文本细读，却又无法从细读中提炼出对诗人写作有价值的观点来，以和诗人的写作形成有效互动。这种批评没有多少超越感，无法激话文本与时代之间的张力和复杂性。另一方面，有些批评家不是在对诗作进行分析，而是借此来阐发自己的某些哲学理念——先亮出自己拟定的观点，再对观点作详细阐释，而作品在他的文章中就成了道具或者工具，即用他人的作品来印证自己的观点。这样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理念性的，而理念批评很容易就导向玄学化和神秘化。那些高深莫测的批评文章，我们读起来也是感觉不知所云，这种批评所呈现的不是清晰性，而是一种缠绕感。当这种批评不是在为我们提供解读文学的角度与方法时，它的小圈子化是否就是对批评本身的某种不自信？

　　真正站得住脚的批评，它应该是明晰的、清楚的，不是说让人一看就懂，至少它不会故意去绕弯子，去兜圈子。尤其是在面对批评的哲思性时，它所呈现的是批评的力度，不管是求疵，还是寻美，对作品的基本判断应是首要之举。因此，批评的及物性在混沌和暧昧面前是失效的，一旦及物性被取消，那么，批评的有效性就会因此大打折扣。有些人的批评文章，我们在读过之后，除了一堆盲目使用的概念术语，可能很难从中捕捉到什么信息和美感，至于他所评论的作品到底怎么样，也难以从其文字中看出所以然来。这就不仅仅涉及到批评的及物性与有效性了，而且关涉到批评的伦理：你写批评文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仅仅为了批评而批评，还是为了应景而寻找理论的支撑？这看似无关宏旨，其实对于批评家本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认知。批评的伦理问题如果不解决，批评的合法性就相应地不能获得理性的建构。

　　我并不是要刻意夸大批评的功能性，仅仅就为了论作品而论作品，这样可能难免陷入狭隘之境，而缺少一种批评的宏阔之意。而就作品的批评稍稍延宕开去，这样或许会让文字更富魅力，也能由此获得一种肉身化的性感，而不至于太单调，太平面化。我们知道，批评的创造性与其立体化息息相关，它既要有对作品的价值判断和文本分析，也要有对作品背景的回望和梳理，从而让批评获得自身的审美性与厚重感。但凡富有智慧的批评，确实是离不开理性深度和历史感的，这种历史感的获得，不仅针对作品本身，同样，也会对批评家提出更大的挑战。

　　三

　　我所提倡的入心的批评，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让文字背后的批评者这个主体出场，真正做到有感而发，而非无病呻吟，以便让批评远离冷漠和狂傲，并契合于一种人性的价值观。这也是我通过这些年的批评实践，所得到的最大感受：尽量准确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于批评对象，既不过分苛责，也不刻意赞美，褒贬都必须基于文学最本质的判断。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再去寻求批评本身的风度和力量。

　　就像福柯所提出的批评梦想，赋予作品以生命，他的前提当然也是对批评文字的美学性有所要求。有些批评家可能更注重批评的观点、行文的逻辑和思想的演绎，认为这些才是根本，当然，这些因素很重要，但不可因此而忽略乃至牺牲掉文字的美感。任何一篇文章，一旦没有了文字上的美感和快意，是很难让人读下去的。文字本身都不吸引人，我们又怎么能透过文字去捕捉思想的真谛呢？如果说写作实践是一种创造，那么批评同样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是一种集想象、文采、理性于一体的文字创造。

　　放眼当下很多专业文学批评与研究类期刊，读起来索然无味的论文太多了。当越来越多的“学术垃圾”被制造出来，我们又以什么样心态来应对自我的创造？对其他批评文字的要求既然如此，那么，我自己在进行批评时，也自然地遵循了这一标准。首先得把文字经营好，这是前提，也是写出优秀批评文章的保证。当我面对那些优秀的小说与诗歌时，如果不以创造的心态来寻找它们闪光的部分，来挖掘它们内在的价值，那么批评也就失去了其独有的味道和力量了。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有创造性的批评也应有它潜在的神圣感，它让我们在写作与阅读批评文字时，也能抱有一颗敬畏之心。这也是我上面提到的越来越觉得下笔就难的原因，不是写不动，而是不敢写。当一个批评家意识到必须对自己写出的每一篇文字负责时，就会对随意下笔保持警惕，否则，就很可能要为自己的随意和想当然付出必要的代价。

　　从事诗歌批评的近十年，我也曾摇摆过，彷徨过，有时觉得这些务虚之事，只不过是为“学术垃圾”山增加一点高度而已，这样一想，一种虚无主义的感觉会阵阵袭来，几近摧毁长久以来建立起的批评信心。尤其是在当下，诗歌写作的边缘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诗歌批评的边缘化，很多批评家与研究者只不过是在学术体制的夹缝中求生存。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说内心从来没有过动摇，会显得过于虚假和矫情；可即便如此，我如今还在坚守，或许就是因为它的边缘与无用，才让我抵挡住了太多的诱惑和浮躁，让我不至于迷失在过度世俗化的追求里。因为，诗歌批评毕竟也是一种文学的创造，且是有难度的语言创造，它在理想的层面上仍然带有飞翔之感。

　　我相信，能写出带有飞翔之感的文字的人，应是富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他不会太过庸俗，如同写诗一样，能在想象和现实的世界里营造自由的空间。正如法国剧作家尤奈斯库所言，先锋就是自由，而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批评，它当是义理和辞章的巧妙结合，仅有义理而不注重辞章，文字就会显得寡淡无趣；若只重辞章而忽视义理，一旦将文章华丽的修辞去掉，最后可能什么都剩不下，所以，义理和辞章在批评文章的写作里缺一不可。如要将二者运用好，不仅需要知识和技艺，更是一种精神境界的体现。我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试图靠近那样一个境界，也当是批评理想的一部分。

　?。ㄗ髡呒蚪椋毫醪?，男，1978 年生，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五届客座研究员，湖北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星星·诗歌理论》杂志“每月诗歌推荐”栏目特约主持人。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当代文坛》《扬子江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刊发表评论文章多篇，出版有《“第三代”诗歌研究》《当代诗坛“刀锋”视》《文学的回声》《诗人在他自己的时代》等。曾获得湖北文艺评论奖、《后天》批评奖、《红岩》文学批评奖等。）
 

　　追求“热度”和难度的综合批评——论刘波的诗歌研究及其路径

　　宋宝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先锋诗歌批评历来被看作是文学批评中最难的一种，原因在于诗歌本身就难以解读，歧义丛生，很难真正领悟其玄奥；加之批评者的学识根基、学术视野以及学术兴趣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对诗歌的解读与评价始终难以令人信服。于是近些年在诗歌批评界始终存在一种观点，认为诗歌批评呈现“衰败”迹象，它一直跟在诗歌创作后面亦步亦趋；批评者与批评对象无法达到真正的交流和沟通，往往是自说自话，互不买账；批评者看似秉持客观公正的批评态度，但实则是冷若冰霜，无法形成一种有“热度”的批评观照。批评界弥漫的这种悲观论调，并非无的放矢，主观臆断，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这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当下的诗歌批评领域的确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还需要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对待，尤其是看到当下诗歌批评界出现的“正能量”——满怀激情与热爱、勇于担当、学养功底深厚、学术视野宏阔、深入诗歌现场、准确把握诗歌发展律动的变化时，我们应该为之感到由衷的喜悦。而青年批评家刘波，正是这种变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从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诗歌批评的希望。

　　一、“综合的批评”的实践者

　　刘波在《诗歌批评应该面对灵魂》中谈到著名的诗评家陈超先生的一个观点，就是诗歌批评要具有“综合的批评”能力，刘波认为，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容量和缜密的理性思维，同时还要求有知性的批评态度和开阔的精神视野，这些品质不可或缺，否则，批评就没有向生命敞开的可能。从这段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这是对陈超先生批评观点的一种生发，其实更是刘波诗歌批评的一种理想，并且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始终不渝坚定追求的目标。正如罗振亚老师的评价那样：“在我的研究生里，刘波是颇具才华的一位。他的敏锐，他的迅捷，他的洞察力，他的宽视野等，熟悉他的人无不称赞。而我最欣赏的，是他的踏实热情，他的勤奋乐观，他的方向感，他的责任心，他良善的灵魂和他开心的笑容，这些想起来就让人感到温暖。”从刘波已经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他的诸多批评家的素质，尽管他现在如此年轻。

　　首先是宽广的学术视野，从历时性角度看，朦胧诗、“第三代”诗歌、1990年代诗歌到新世纪诗歌，时间跨度近四十年，牵扯到数不清的诗学问题；从共时性角度考察，仅仅在新世纪十多年时间里，出现的众多诗学问题，如“中间代”理论、“70后诗人群”、女性诗歌、诗歌伦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诗歌精神、诗人气质，等等，都是持续地讨论而暂时无法解决的大问题。而在刘波的文章和专著里对这些诗学问题都有论述，且见识非凡影响广泛。同时，诗歌批评中宏观与微观视野的融合，彰显出刘波深厚的学术功力。不仅有上述宏观的理论研究，更有大量对诗人及其诗作的微观考察与批评。诗人食指、北岛、多多、王小妮、于坚、李亚伟、王家新、臧棣、伊沙、翟永明以及宇向、孙磊、朵渔、沈浩波，等等，都成为刘波的研究对象，并且对每位诗人都作深入研究。令人敬佩之处在于，这些当代诗坛早已成名的诗人，不仅作品数量巨大，而且思想深邃，诗歌解读极具难度，尤其是这些诗人分属不同时代，有的属于朦胧诗人，有的属于“第三代”诗人，有1990年代以及新世纪诗人，诗歌表现内容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如果没有深厚的学识功底和理论作为支撑，是很难驾驭的。批评作为一种知识的传承与呈现活动，要求批评者必须具备相当的知识储备，正如法国批评家让-伊夫·塔迪埃将批评视为“亚历山大港的灯塔”一样，只有具备导航的能力与素质，才能照亮航行的方向。而刘波站在新世纪更高的理论起点之上，以更为坚实的学理基础和宏阔的批评视野，行进在自己的批评之路上。

　　其次，批评中的责任与热度的融合，是刘波诗歌批评的主要特色。在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应该表现出对文学、艺术以及美的追求，这不仅仅是批评家存在的理由，更是一种职业道德修养。正如普希金所言：“哪里没有对艺术的爱，哪里就没有批评家。”在探索新世纪诗人精神转型的问题时，刘波认为，在转型社会里，诗人就是在了解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中，为社会的进步去探寻真相，让大众明晓自己的处境，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这或许才是有希望的写作。否则，任何刻意回避时代现实的写作，都面临着读者的审判。众所周知，我们当下时代正处在转型期，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已经深刻地影响到诗人的写作。如何在社会文化转型期里坚守住诗人的责任，切近现实，楔入生命，不被周遭变幻莫测的环境所左右，这是时代对诗人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从论述中我们发现，刘波其实对“何为好诗”是有自己的判断与标准的。在他看来，只有在写作中承担起责任，处理好当下的题材，探究存在的真相，这才是诗歌的“王道”。刘波认为，真正将写诗当作志趣并有所追求的人，应该对其存有一份理想和敬畏。这需要诗人“用心”来写，以真感情慢慢去写一首诗。诗人要以一种独立立场，以一颗善良之心去活，去爱，去写那真实的天空大地、人心世相和所思所想。其实，诗歌批评也是如此。作为诗歌研究者，也应该将诗歌批评当作一份神圣的事业，要“用心”来做。“任何值得重视的批评家都对自己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要求保持神智清明。要有代表性并且反映属于某类并以某种方式演变的一颗心灵中所发生的活动，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他的判断才具有普遍意义。”热情，是批评的灵魂，这在刘波的批评实践中显得尤为突出。因为热情，他才对诗歌有着沦肌浃髓般敏锐的感觉，因为热情才有他对诗歌中的瑕疵不吐不快的冲动，这不仅仅是刘波对诗歌的喜爱，更是他出于诗歌批评者的职业操守。

　　二、批评的距离与批评的深度

　　在当下的诗歌批评领域，存在着诸多问题，譬如“游戏批评”或者“批评的游戏化”“玩批评”“酷评”等，当然也存在着一种“随意的批评”甚至是“恶意的批评”。尽管这些批评中有对批评的自由和多样性的追求，但仍然存在着一种偏颇——一种关涉着批评家倾向性和价值取向的偏颇。批评家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是“冷漠”的客观公正，还是满怀殷切的注视期望，其实在批评界一直存在着争议。批评理论中始终承认批评的主观性与倾向性的存在，但是究竟掌握什么样的尺度，这是模糊的，也是难以确定的。因此，很多人将批评的主观性和倾向性任意地放大，随心所欲，“乱捧”“乱骂”现象层出不穷，甚至形成“组团”相斗的场面，着实令人痛心。

　　由此来看，刘波的批评实践中更多呈现的是一种公允中充满善意和微笑的面貌，正所谓“文如其人”，其实这也是刘波良好人格修养的体现。如他对诗人伊沙是这样评价的：“他坚持将口语写作进行到底，最终带来的是口语诗歌的审美疲劳。虽然他一直保持写诗的状态，每年都有不少作品出来，但能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的，似乎很少。那种泥沙俱下的写作很容易，但对读者来说，披沙拣金的阅读，肯定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对于惯用口语的诗人来说，如果不能跳出语言的无变化所带来的局限，他的写作到最后很可能就是一场美学的灾难。”客观公允是文学批评的准则，绝不能因为批评对象的“名气”“地位”和“影响力”而失去原则。刘波在评论中没有因为伊沙曾经取得的成就就“高山仰止”地“乱捧”，也没有因为诗人在当下失去写作影响就“落井下石”地“乱骂”，而是秉持批评家的责任意识，在客观评价中满含着“善意的提醒”，批评中深蕴着一种期望。这样的态度在刘波的批评实践中有很多，比如，在论及“第三代”诗歌的缺陷时，他认为：“‘第三代’诗人当中不乏优秀者，但他们在短期内疯狂地耗尽了自己的元气，而在后来的岁月里，只能依靠残存下来的声誉艰难度日。他们中有的人才华横溢，但因被挥霍殆尽，留下来的却是一些关于1980年代诗歌记忆的只言片语，它们充其量也就是成为了诗歌历史，而不是成为了诗歌传统。历史是过去时，而传统还有被承继的诸多可能。”公允的批评，客观的见解，以及对“第三代”诗人风光不再的惋惜，充盈在字里行间。批评家与批评对象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才能保证批评的公正。但是距离并不等于以冷漠的态度对待批评对象，而是应该平等地与批评对象交流，在剖析、辨疑、阐释、驳难中进入深层次的对话，既不居高临下地咄咄逼人，也不“奴颜卑膝”地唯唯诺诺，这才是诗歌批评的至高准则。

　　正如法国批评家夏普兰所倡导的“告诫的批评”——将批评当作一种向批评对象提出有益告诫的艺术一样，刘波的批评中更多的都是交流、沟通、对话，以“面对灵魂”的方式，努力与批评对象之间构建起心灵的通道。正如对当下诗人写作中精神失位现象的批评中，刘波指出：“我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当下先锋诗歌真正的困境，还是出在诗人自己身上，而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之关系，并为像一些诗人抱怨的那样紧张，那样不堪。没有哪个时代标明了就是适合写诗的时代，也没有什么样的环境是专为大师所设置和预留的。真正的诗人，在任何时代都可以面对自己的写作，只要能抓住诗歌的本质，认清自己的方向，参透诗歌与现实之关系，他也就能通晓诗歌的现实。面对自己的良心与灵魂写作，才是先锋诗人的正途，否则，就可能是一场徒劳的词语搏斗。”真正的批评家应该是在感觉、理解批评对象的基础上，帮助其完成自我写作的转变，而不是一副俨然“真理在握”的模样，用某些早已失效的标准指点评判，“曰某是，曰某非”。综观当下的诗歌批评，充斥很多粗放的涂鸦式评论，“激扬文字”中掩饰不住理论的孱弱，“虚火过旺”，底气不足。究其根源就在于批评者缺乏足以支撑自己观点的知识储备，只能凭借一副“粗嗓门”壮大声势，掩饰心虚。对话不单单意味着平等，对话更显示出批评者的人文修养与学术功底，只有在更深广的学识基础上，才能展开全面的批评，否则，以偏概全、“管中窥豹”式的批评只能贻笑大方。

　　三、批评的在场与学院派批评的正名

　　综观刘波的批评专著与文章会发现一种强烈的“在场感”，一种深入当下诗歌中心的在场感，对批评对象近距离的观照、探询和叩问，让自己的批评实践不流于浮光掠影式的现象扫描，而且还融入了作为诗人的切身经验，不仅体悟真切，批评更显具体而深刻。瑞士著名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贝甘曾说过，一切在场都意味着对存在的一种显示。批评者面对一首诗歌，尽管诗歌中呈现的“存在”并不是批评者的“存在”，但他却将这种存在当作自身存在一样加以体验，从而产生关联意识。作为一名诗人批评家，刘波对诗歌与批评之间的关系有着区别于常人的理解。无论是对前辈诗人创作的评析，还是对同时代诗人的追踪考察，他都显现出作为诗人的敏锐直觉与作为批评家的深刻思想。

　　像《当下诗歌思想性写作的困境与出路》《当下先锋诗歌应拒绝表演》《论新世纪诗歌的信任?；途裢晃А贰堵坌率兰椭猩说男醋髯汀贰吨亟ㄐ率兰颓嗄甑氖杈瘛返?，单从这些文章的题目中就能清楚地看到，刘波的诗歌批评始终是一种跟踪式的批评，他能敏锐地感知并追踪到当下诗坛前行的步伐，及时给予精确的判断和定位，在别人习以为常的现象中发现问题，这都体现出了年轻批评家特有的敏感与犀利。“我们阅读诗歌，其实首先进入的就是语言，就是声音，就是一种词语排列之后所呈现出的节奏感?？谟锸璧挠镅?，如果失去了语感，那很可能就是一堆废话，而毫无诗性可言。我想，上升到更高一些层次，像情感、心灵、思想，这些文学中的最基本元素，其实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失去了这些元素，口语诗很可能就只是一场空心的呓语、分行的文字垃圾，重要的是，很可能还会引起诗歌价值标准的混乱；而对日?？谟锏拇葱?，最后也只能局限于表层，而不能深入到精神内核之中。”看似普通之言，且又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乍一看并不能立刻引起读者的注意，但仔细品味会发现，这里面不仅仅有口语写作的问题，更牵扯到“何为诗歌”这一本质问题的思考，同时也暗含着刘波对当下口语诗歌写作一种深深的忧虑。口语诗歌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此起彼伏的争议，甚至曾引起无数网民狂欢一样的口语诗大讨论。口语写作在当下诗坛占据着“半壁江山”，影响广泛。如何引导口语诗歌写作，关涉到当下诗歌很多亟待解决的诸如诗歌标准等问题。刘波认为，口语诗写作仅依靠语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融入情感和思想，没有精神内核的口语诗，只能是“分行的文字垃圾”。其实，口语诗写作要关乎灵魂，其他诗歌莫不如此，一首没有精神内核的作品，永远也不能成为经典。

　　当下时代，每每提及“学院批评”时，很多人总有种不屑一顾的轻蔑，口气里也是不值一哂的讥笑。学院批评强调学术规范，评论要做到“引经据典”、有理有据，这些重要的特点在当下反而受人嘲笑，如“学究气”太浓、缺乏理论创新、墨守陈规等等。当然，这样的批评并非主观臆断、无的放矢，而是有着极强的现实基础。很久以来，学院批评过分依赖西方理论；批评实践与创作严重脱节；批评话语无法与时俱进，有的味同嚼蜡，有的诘屈聱牙。总之，人们多是在贬义层面上使用“学院批评”一词。对此，刘波有自己的见解：“很多职业化的批评写作，从术语、概念中进去，再从术语、概念中出来，中间填塞的全是套路与模式化的程序，根本就没有经过自己的心。这样的写作，却在当下风头正健，大行其道。不管是不是符合自己所评对象的特点，都可以义无反顾地往上堆砌词语，甚至还夹杂着英文或者其他国家的文字，是所谓与国际接轨。……为了形式而形式，甚至还不是为了内容而形式。就我们的批评写作中这点可怜的原则，这点谁都知道是假象的遮羞布，可还是要抢过来遮一遮，蔽一蔽，以分得一杯体制的羹。”刘波对学院批评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知，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僵化的批评实践的忧思。改变这样的现状，还诗歌批评以生命与活力，这是当下诗歌批评必须解决的问题。正如在另一篇文章中刘波谈到的那样：真正富有灵魂深度的诗歌批评，应该切入到诗歌文本和诗人的内心，去与它们进行对话，以激活那些隐藏在诗歌中具有普适价值的诗意，重新让诗歌走进大众，而不是在为学术而学术的体制下走向绝路。我们从刘波的批评实践中，发现他正竭力规避学院批评的诸多弊端。相反，我们从他身上更多地感受到了批评的责任、热情和道德自律，严谨中充满诗性的灵动，规范中尽显批评的活力。

　　诗歌批评同其他艺术批评一样，是带有原则性的文学活动，这里不仅有批评者自身出于对诗歌的喜爱而进行的写作实践，同时也有作为职业批评者应承担的责任。如果说，批评乃是关于文学的文学，那么，诗歌批评就完全可以看作是关于诗歌的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批评就是一种带有原创意味的写作，在此批评的表达就变成了诗的表达，而不能简单地看成是“拾诗人的牙慧”。因此，诗歌批评是一种双重的存在。而刘波的诗歌批评完全可以看成深具原创意义的文学写作，因为他的文字中包蕴着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包括由语言风格、学术视域、学识功底等组成的个性化极强的批评意识。兼具诗人气质与批评家风度的刘波，在诗歌批评实践中之所以做得风生水起，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坚守，不仅有对独立不羁的批评立场的坚守，还有对寂寞的坚守。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学术研究与批评只能行走在寂寞的最深处，唯其如此，方能走入缪斯的圣殿，接近真理的王冠。

 

　　直面灵魂的寻美诗者——论刘波的诗歌批评

　　李 洁（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博士）

　　作为70后批评家，刘波的诗歌批评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他一直跟踪诗坛的发展动态，极具前沿意识的学术直觉，使他无论是针对“第三代”和新世纪诗坛所发出的整体观照，还是深入到具体诗人的个案研究，均展现出了他直面现场的诗学精神与精敏的学术思想。从专著《“第三代”诗歌研究》到《当代诗坛“刀锋”透视》，再到《文学的回声》和数十篇极具分量的理论文章，刘波在几年时间中，用这些充满思辨性的文字建构了属于自己的评论格局与诗学精神，成为青年批评家中的佼佼者。

　　一、“走心”的批评理念

　　21世纪以来，诗坛呈现出繁荣态势，一方面写诗的人逐渐增多，诗歌的产量也急剧攀升，另一方面，诗歌团体遍地开花，诗歌活动的举办、诗集的出版都前所未有的活跃。但吊诡的是，诗坛内部火热，诗坛外围却一直很“冷静”，不仅阅读诗的人没有增多，对诗坛的争议也从未停止过，诗歌批评在这样的生态中，处境多少有点尴尬。批评不仅达不到与公众对话的目的，甚至也失去了诗人们的信任。针对这种现状，刘波提出了“诗歌批评应该面对灵魂”的理念，并对自己的批评观念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在他看来，“批评家有时更需要去重新做一个读者，以普通读者的心态去欣赏和吟诵诗歌。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贴近诗人的内心，去挖掘那些能与我们产生碰撞乃至共鸣的诗意。”正是对于诗歌研究诚挚的态度，造就了刘波务实求真的批评风格，那就是将自己置于普通读者的位置，深入诗歌文本的内部，既要有“求疵”的勇气，也有要“寻美”的创造力，注重想象力的深度开掘，在富于原创精神的同时，更注重创新求变的能力培养。

　　另外，刘波提出诗歌批评也是一种审美经验的积累，需要批评家注入激情的同时，也不能缺少灵魂的参与。批评家要有宽阔的视野，不能仅局限于技艺，还要秉持“向外走”的拓展策略，寻求一种开放、积极的探索精神，使得诗歌批评向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命存在乃至终极价值靠近，从而建构一种融入了自我灵魂的诗学批评。而只有真正具有灵魂深度的诗歌批评，才能够切入到优秀的文本内部，走近诗人的内心世界，与他们进行对话，以达到激活那些隐藏在诗歌文本内部具有普世价值的诗意。针对当下批评家只负责总结现象，概括经验，热衷于对宏大诗歌史研究的现实，刘波提出了当前批评的使命：“应该真正深入到诗歌内部中去，寻找诗人的情感与语言对接的秘密，挖掘他的日常生活对诗歌创作提供了哪些特殊的经验，洞悉他的灵魂驾驭其精神世界的能力，把握他敏锐的感觉捕捉到了哪些思想的信息，最终探出其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多少有艺术美感的语言创新，让我们获得了多少有思想含量的美学意蕴”。这种以文本为基础的批评理念正是当下诗坛所欠缺的，关注文本、走近诗人的批评精神，成为疗救当下浮躁之症最好的解药。

　　除了拉近诗歌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之外，在《诗歌批评应该是一种生活批评》一文中，刘波认同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观点：“诗歌不是一种生活批评，但是诗歌批评却是或者说应该是生活批评。”他提出，生活批评要求与诗歌创作主体进行灵魂上的沟通，进入到诗人创作的目的和过程的探索。具体来说，就是要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入手，结合诗人的具体生活，作进一步的探究，这样的批评才能深入人心，才能达到真正与创作主体一致的目的。带着批评家的真感受和真性情，具有批评的个性与真实，而真实，除了在语言和表达上下功夫之外，也要做到内心的诚实，这才是真实的最高境界。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不人云亦云，在解读作品的同时，实现具有创新价值的个人表述，这不仅是一种创造的魅力，也是一种“审视性的美学风度”。

　　女性诗歌在21世纪以来展现出了全新的特质，与男性诗人相比，不仅写诗的人逐渐增多，诗歌的数量与质量也有了一定的优势。针对这一现象，刘波认为当下女性诗歌的迅速发展使得诗坛进入“阴盛阳衰”的局面，女性诗人们强劲有力的写作来源于不同代际诗人们持续不断的努力，无论是王小妮、翟永明、李琦、安琪、路也等已获认可的“老”诗人，还是在逐渐成熟的70后与80后诗人，亦或是正在崛起的90后女诗人，都以对缪斯的虔诚写出了丰富的作品。在肯定女诗人们创作成绩的同时，刘波也对她们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当年轻的女诗人们沉迷于普遍的‘小情小调’，而缺少反思与审视之时，当她们将复杂的人性与精神的责任作了浅层次的简化时，是否应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个人经验与时代生活之关系? 是否应该从追求声誉的短期效应中走出来，重新回归到注重历史感与批判性的立场中来? 这些，或许正是摆在当下女诗人面前的迫切问题。然而，这一群体中的很多诗人，还处于成长期和转型期，只要她们能够在反思的基础上作持续性写作的调整，写出令人称道且富有力量的诗歌，可能并不太遥远。”正是有对诗歌的敏感和真诚“走心”的批评理念，刘波对诗歌现象的捕捉与把握总是很准确。他能够透过纷扰的现象看到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并毫不避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这正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批评家所拥有的宝贵品质。

　　作为追踪诗歌现场的批评家，针对当下诗坛所出现的问题，刘波总能及时有效地作出回应。如他所关注的“新世纪诗歌的信任?；刖裢黄?rdquo;困境、“新世纪现实主义诗歌的美学流变与精神转型”问题、“新世纪诗歌书写与传统的关系”等等，均是深入到诗歌内部，对于诗坛症结进行认真思考的结果，这种把脉式的探寻在批评界是极少见的。在面对较少被批评界关注的80后与90后诗人时，刘波指出：“80后与90后诗人，他们是必然要成为诗坛中坚力量的一代，不管他明年现在多么青涩、稚嫩，终究会有一批人逐渐从单纯的青春写作中走出来，从而迈向精神成人的世界。”继而提出“难度写作”应该成为年轻诗人们重建新世纪诗歌精神的首要标准，“这种难度，不仅有语言探索的难度，更有精神超越的难度。”这篇文章不仅对处于青春写作的年轻诗人给予了关注，也针对他们的写作所存在的问题开出了药方。

　　二、整体透视与个案研究相结合

　　正是基于对诗歌批评的虔诚，刘波针对真正的诗歌创作永远怀着一颗敬畏之心，用自己的热忱直面诗歌，在评论文章中体现了一个诗评家的责任与追求。专著《当代诗坛“刀锋”透视》（以下简称《“刀锋”透视》）出版后，诗评家罗振亚先生称该著是“一部通过个案批评对当代先锋诗坛进行整体扫描的诗学著作。从《今天》派、朦胧诗，到‘第三代’诗人、‘中生代诗人’，再到70后诗人，作者对这些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的重要诗人进行了独到的阐释，既富有诗歌批评的感性情怀，又不乏学术研究的理性品质。”这一评价道出了本书显著的学术特征：突破了前人对诗坛鸟瞰式整体观照的局限，通过选取在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进行个案研究，深入到诗坛内部，对当代诗歌作了全景式扫描。另外，作者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以自己的喜好为导向，公允周全，将对当代诗坛产生重要影响或者能够折射出诗坛某种特质的诗人均列为自己分析的对象，显示了他作为批评家敏锐的艺术直觉和问题意识。除此之外，独特的切入方式使得该著对当代诗坛的判断严谨而深刻，饱含情怀的批评话语建立在普泛的理论底色之上，诗意情怀与理性品质并举。

　　在《“刀锋”透视》当中，刘波选取了从前朦胧诗到70后的十八位诗人进行阐释评析，并将他们分别纳入“集体主义时代的象征美学”“激情与灿烂共生的汉语之魅”“消费主义时代的思想和诗意”“新世纪诗歌的多元审美”四个板块，使得全书能够在透视个体写作的格局之中整合出当代诗坛的整体发展态势。在刘波选取的十八位诗人中，并不都以名气为重，而是注重诗人创作的有效性，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对中国当代诗歌产生影响的‘刀锋’诗人里，我所选择的，并不一定是名气很大，但绝大多数肯定都还在持续写作中，且曾经或正在为我们提供某种独特的诗歌美学。”作者重视所选诗人对诗歌现场的参与精神，这不仅是他作为诗评家对于诗人的评判标准，也是他自我诗学批评实践的要求，更是他对于诗歌精神的执着与坚守的真实写照。进行诗人个案研究时，针对被称为“时代的见证者”的食指，刘波指出他的写作真正经受了时代与肉体的双重磨砺，始终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守护在缪斯的殿堂，成为诗坛的精神标杆；而对于“女性诗歌”的标志性人物翟永明，刘波则强调她对中国女性诗学的构建与繁荣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她坚持诗歌创作三十余年，凭借对诗歌的虔诚与热情，不断地寻求新的发展路数，并指出从女性意识的高扬到戏剧因子与叙事性元素的融入，她的诗歌创作始终以“在路上”的姿态稳健前行。在新世纪诗歌现场，刘波推出了不断带给读者惊喜的诗人朵渔，他从朵渔诗歌的思想性与修辞的对接出发，认为朵渔所坚持的是一种难度写作，诗人“运用现代性的文字扎根于乡土中国的思想”，时刻饱含“羞耻之心”，不断进行启蒙意识的探索，使得诗歌最终通往爱的终极。刘波通过对诗人成长历程及其诗歌的解读，将参与了当代诗歌发展进程的重要诗人作了全面梳理，但又未拘囿于学界既定的研究，而是以自己敏锐的理论嗅觉和宏阔的学术视野对诗人进行全新的阐释，让那些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以全新面貌再一次回到读者的视野。另外，作者还通过个案研究勾勒出了当代诗坛的谱系图，使得纵向发展的诗歌史充满了立体感，以往枝蔓横生的诗歌脉络逐渐清晰，有效拓展了当代诗坛的容量与深度，深化了当代诗歌的研究层次。

　　整体观照与个案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刘波的专著《“第三代”诗歌研究》中亦有所体现。作者对“第三代”诗歌群落从理论命名、诗学资源、文化形态、传播学考察、转型与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将论题放在文学史、生活史、传播史、心灵史上展示，从而动态地透视这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刘波注重对“第三代”诗人整体意识、群体特征的归纳与彰显，如他将“第三代”诗人的心态概括为“青春与激情‘充满犯罪感的乐趣’、平民意识的崛起、焦虑与狂躁叠加的‘极端’心态、旁观者心态”等几个方面，针对“第三代”诗歌的反叛与解构策略，总结出了“反叛精神的张扬、主体意识的觉醒、解构的生成与抒情的放逐、口语与书面语：反叛和解构的载体”等诗学特点，这些群体性特质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研究“第三代”诗人的思想基础，从整体入手进行细节搭建的写作风格，使得这一诗人群落在呈现出宏观整体的美学特征的同时，也不乏精确、有效的细节佐证。

　　在对“第三代”诗歌进行整体观照的基础上，刘波并没有忽略个案研究的重要性，充分挖掘了“第三代”诗人的个性，使这一群体在学界既有研究成果之上，再次展现了不为人注意的细节特点。如在论及“女性主义诗歌”之时，除了对翟永明、唐亚平等人的关注之外，刘波还将目光投向了“他们”诗派的女诗人小君，从小君的代表作品《日常生活》《海边》《世界末日》等谈起，用文本细读的方式挖掘出了这位几乎已经销声匿迹的诗人，使得这些优秀的作品得以再次浮现。除此之外，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面对“个人化写作”浪潮的兴起，刘波选取了于坚、韩东两位在“第三代”群落当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谈及他们的写作在面对青春激情消退之后所做出的选择与转向。正是这些个案的选取，他在完成整体架构的基础之上，进而丰富了“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内涵。

　　三、多元视角之下的诗性还原

　　刘波的诗歌批评向来都是情理结合，既有作为诗人的激情与感悟，又有作为理论家的严谨与逻辑论断。在面对诗歌作品与诗人群体时，他不会以一己之喜恶来评判个中优劣，而是以多元视角展开全方位的整体透视，力求对诗歌现场的还原与再现，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前人未能发现的细枝末节。

　　在《“第三代”诗歌研究》中，刘波从“第三代”诗歌运动入手，在立足文本的基础之上，对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传播学等多门学科知识均有所涉及，特别是在第四章中对传播学视角的运用可谓是独辟蹊径。他从“第三代”诗人在那一特殊年代中特殊的交流方式入手，对诗人之间的朗诵活动、书信往来等传播方式的考证，不仅反映了他对激情年代的向往与敬意，也展现了他严谨敏锐的学术直觉。正如作者的论述：“这种非纸面的特殊传播方式，形成了1980年代中国先锋诗坛的一道风景线。通过朗诵和写信的方式传播的诗歌，我将其称为‘流浪’的诗歌，就像‘第三代’诗人的日常生活一样，他们总是在路上，他们的诗歌也有着‘在路上’的特征，等到最后尘埃落定之时，也就成了令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这一评价道出了“第三代”诗歌与书信传播之间的关系，也展现出了那一特殊时期的独特声音。另外，作者对民刊传统的追溯，也伴随着这一诗歌群落的成长轨迹，“从某意义上来说，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史就是一部民刊史。”这一评价指出了民刊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今天》的影响到《他们》《非非》《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倾向》等民刊的出场，不仅代表了“第三代”诗人群体的崛起，也预示着诗歌民刊传统的确立，更支撑着一种坚守艺术与自由的诗歌精神的高扬。刘波正是将这种现场还原的切入方式与传播学的理论相结合，挖掘出了“第三代”诗歌运动不为人关注的另一侧面。

　　刘波对于当代诗坛的关注与评论还体现在他能够避开前人争论的焦点，以求真务实之精神追根溯源到现象本身，进而得出中肯独到的见解。在《“刀锋”透视》中，他努力“以语言之美和思想之力的标准建立起寻美批评的遴选机制，让被埋没的优秀之作重见天日，让那些曾经引领或现在仍能影响汉语诗歌格局的诗人们获得他们应有的位置”。在评析臧棣、伊沙、余怒、陈先发、蓝蓝等诗人时，刘波将他们的写作概括为“消费主义时代的思想和诗意”，这显示了作者的诗歌评价机制不仅是就诗论诗，还将诗人的写作置于当时的社会语境当中，关注诗人的成长背景及其诗学渊源，为读者呈现了1990年代诗人们的责任意识与思想情怀。在刘波看来，“1990年的诗人们大多是有责任意识的，当激情退场、理性突显时，另一种不同于过去的诗歌之美重又来临，它带上了思想的情怀，因此更富历史感。这种诗是后来者的方向，这些诗人也相应地成为了良知文学的代表。”在经历了1980年代诗歌运动的高潮之后，如何评价1990年代的诗歌，一直以来是诗歌界争论的话题之一。多数人认为1990年代的诗坛是归于沉寂的，诗歌与大众已经形同陌路。刘波对这一饱受争议的论题并没有轻易下判断，而是从这几位诗人及其创作入手，针对他们不同的诗学理想与诗歌理念，以诗意笔法为我们勾勒出了那一特殊年代的诗歌群落。从臧棣的“新纯诗”理想与富于力度的诗歌技艺，到陈先发对于现代诗歌精神的坚守，再到蓝蓝饱含力量的修辞之美，作者通过1990年代时代背景的铺垫，对“中生代”诗人的成长历程进行了对照性梳理。他以个案研究来透视整个诗坛的方式，不仅为我们呈现了诗人的艺术画像，还对当代诗坛产生重要影响的诗学理念作了独到的阐释，如伊沙的“口语写作”、余怒的“困惑”书写等。作者既肯定了他们的优长，也指出了他们的创作局限，有效推动了当代诗歌的研究进程。除“中生代”外，刘波对其他诗人群落的分析也建立在深邃的理论基础之上，探究诗人们对东西方诗学传统的继承，研析他们一直“在路上”的写作姿态，这不仅彰显了作者深谙东西方诗学资源的经纬，还体现出了他挖掘诗歌历史本质的顽韧精神。

　　刘波在诗歌批评中一贯坚持“走心”的理念，在他看来，“不论一个诗人在形式上多么先锋和前卫，最终决定其经典性的，还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语言创造和思想内涵，这就是‘入心’的写作。”因此，在诗歌批评中他坚持以诗歌写作的灵性与品质为重。在他所关注的诗人中，不论是逐渐走向哲学沉思的西川，还是追求反叛精神的李亚伟，都将诗歌当作信仰，并一以贯之地坚持诗歌的本质精神，刘波以其敏锐的艺术直觉对这些诗人进行了追踪研究。他在《“刀锋”透视》的结语中，对引领当代诗歌美学并参与构建当下诗坛格局的其他诗人作了说明，表示透视当代诗坛“刀锋”的工作仍将继续下去，这样的学术眼光和抱负在批评界亦是少见的。21世纪以来，关于当代诗歌的研究越来越热，多部理论著作相继问世。面对这样的现状，刘波能够坚持以史论结合的多元视角切入到诗歌内部，从诗人个案来透视诗坛现状，结合诗人个体发展历程与诗学传统的生成，进一步廓清诗人与现实、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为当下诗歌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同时也丰富了当代诗歌史的内容。
 

　　（以上三文均原载《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