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19-10-17 来源： 共有网友喜欢
范晨玉：略论杜鸿小说中的女性伦理叙事
在被无数似乎有些愤世嫉俗的批评家命名为“欲望化”时代的当下，人们更多感受到的是“欲望化”生存图景，膨胀着权欲、物欲、情欲、色欲的人左右奔突，构成了目前时代语境中较为醒目的“欲望化”景观。在文化生活领域，由于特定时代文化语境、社会价值体系变迁、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创作主体的艺术诉求等诸多因素“合力”作用，大众文化终于与精英文化、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形成了互渗互峙的三足鼎立之势，而“性”的自由、反叛叙事也因此成为大众文化形态的主导文本样态和藉以反击其它文化形式并逐渐“征服”大众的文化策略。在现实生活层面，90年代以来在我国各大都市中普遍发展着一种“性趋向”［1］。这样的“性趋向”在其深层本质上，指向一种无爱之性的“本体化”性爱伦理叙事，并在90年代延续至今的许多作家的创作理念中得到了积极的回馈书写，其中尤以诸多女性作家的“性”写作潮流形成了这一亮丽的文学景观，有人以“私人化”的叙事姿态回到女性生命现实和生存现实本身进行着力图颠覆男权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的反叛书写，有人则以“本体化”和“物象化”的性爱追逐与沉沦的极致表达演绎着纯粹欲望的勾引诱惑游戏。而我思考的是，当我们排除了“商业蛊惑”的意味之后，这样的“潮流化”的欲望叙事为当下的知识女性以及底层女性们带来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作为个体“人”的自由抑或是无法自拔的滑行至媚俗乃至沉沦的轨道？
毋庸置疑，女性自由的获得，并不完全取决于女性性爱心理白描式叙事以及个人隐私炒作式写作，而真正取决于女性作为“人”的解放与自由。相反，在某些男性作家的小说文本中，“旁观者”的身份也许会使他们更为冷静、清醒且深刻地透视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处境。杜鸿小说中的女性女性伦理叙事，就充分体现了作家对女性生存的历史及现实境遇的人本主义思考，即更多地从个体的“人”的角度考量并反映女性的生存现实与生活现实真相。也许有人会站出来质疑：身为男性的杜鸿，何以能够通透女性的真相？我个人认为，恰恰是其作为男性的身份，让作家能够跳脱“女性主义”矫枉过正的蔽障，站在“人”的高度关注女性的解放与自由，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注意到了杜鸿小说文本中女性主义叙事立场下的伦理诉求。
杜鸿正是在关乎女性的伦理叙事”中建构和彰显自身的道德意识、价值立场和伦理诉求。
《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 杜鸿/著
一．在爱与牺牲中挣扎的母亲
母爱及母性的力量是杜鸿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核心叙事主题之一。然而杜鸿小说文本中对于母爱及母性的书写却不同于历史书写中的温馨祥和与崇高伟大，相反却充斥着“人性”的苦痛、挣扎甚至似乎是对传统母爱与母性的叛离和颠覆。当我们对小说中这些极端的性爱伦理叙事样态展开分析，就不仅可以洞察作家道德、伦理、价值倾向，而且能够透析作家的文化立场选择和文化心态。
首先被我拿来举证的典型文本，就是“和《百年孤独》一样耐人寻味”的《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在“作为青年”的白痴生命中的第六次死亡来临的时候，白痴的母亲——娲娘抱着“即使是死也一定要让儿子幸福”的愿望，“被迫”跨越伦理的禁区与亲生儿子相交合。这里对“被迫”的强调，是因为娲娘自始至终都是在朴素且纯洁的“母性”的指引下让儿子“那具生命的根源，重新回到他的来源之所”。“她只觉得救了儿子一命，这比什么都重要。作为母亲，为了儿子活命，死都值得，更何况她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拯救儿子。”［2］这位母亲过于极端的做法的确有悖于伦理道德传统中的母爱，可是她也的确是在尝试了种种解救儿子于死神手中的办法而不得，在万般无奈的危急之中不得已而为之。令娲娘意外的是，白痴垂危的生命竟然在性爱的力量中获得了新生?？墒墙吁喽恋幕褂墟茨镄牡咨畲?ldquo;伦理的重担”，所以她会把遭受雷击的事实，归咎于死神对她“乱伦”之举的“惩罚”。然而，为了儿子在失去母亲的庇护之后仍然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她坚持要白痴以预言自己母亲死亡的方式来成就自身。于是，娲娘成为白虎庄“最辉煌的死亡者”，同时也使白痴一举成名为白虎庄村民供奉的神灵。如此癫狂的母爱救赎也许有悖于常理，而如此纯粹的母爱牺牲在现实中却比比皆是，《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就是以这样一种自然游离的方式使作品中魔幻与现实的“性”的成分统一在“无序”状态中。
另《黑痣》中哈星的母亲秋官儿，在上个世纪那个“饿肚子的时代还没结束”的70年代末，与“掌管着全村800余人赖以生存的粮食”的保管员王克格保持着一种暧昧不明的关系。尽管哈星因无意间目睹了母亲的背叛与粮食保管员的“侵权”而怀恨在心甚至计划亵渎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为父报情仇，但这样的关系仍然持续着，直到哈星的父亲即将出狱。因为这种或许可以被称之为“交易”的关系可以让由城里的师范教师下放至乡村劳动的秋官不再下田插秧，可以让一家五口不再为粮食断顿而发愁。这样表现母爱牺牲的文本在以往的小说叙事中并不少见，但是不同之处在于杜鸿笔下的秋官，似乎并非迫于无奈而又仿佛期待着这个在丈夫入狱期间代为行使丈夫职责的男人，并与其亲密纠缠于肉体或者情感，甚至多年后在提及远走他乡的王克格时仍然唏嘘不已。作家没有简单地把这种母爱的牺牲以及肉体与情感的复杂纠葛归因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时代语境，他只是把这一情景真实地再现于我们面前，而作家自己却消隐了个人的道德评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作家本人就失去了道德伦理的立场，没有表明立场同样也是一种立场，作家隐遁了对文本中女性“生存”与“幸福”的历史真相进行简单粗暴的道德价值评判，是希望以一种更为“人性化”的视角观照女性的扭曲与挣扎，同时也体现出创作主体的叙事伦理诉求。
以上在爱与牺牲中苦苦跋涉的母亲，无一不处在人性与物性的苦痛挣扎之中。萨特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的存在所必需的，就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自身存在的合理需求是为了实现个体“人”的生存，而伦理规约、道德律法的诞生则是为了保护社会“人”的生存利益。可是，当这些作为文明化与社会化的产物的伦理法则、道德律令与个体“人”自身存在的合理需求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我们是应当打破文明化、社会化加给自身的种种枷锁与禁锢？还是应当压抑自我——哪怕这种压抑可能会导致心灵的扭曲、个性的窒息甚至个体的毁灭？孰是孰非？何去何从？似乎难以简单地做个结论。杜鸿小说中表现的，正是在人性与物性、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中被扭曲的心灵、被窒息的个性、被毁灭的个体。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都属于变态伦理。可是变态的现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而杜鸿不过是充当了一个对真相努力发言的作者。文本中的“性”爱场景因与小说中人物的个人化精神体验状态和现实生存途径紧密相连，所以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现场感。以上关于母爱、母性的极限伦理叙事，在道德伦理价值趋向上，体现着叙事主体伦理相对主义或者道德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念；在文化立场选择上，又体现着创作主体在当下时代语境中平民化的“非精英主义”却不失人性化的女性主义“精英批判意识”的文化立场选择。
二．价值“异化”的中国式女性
数千年来形形色色的中国古典文学形象的长廊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人”的个性被封建性或者其它意识形态“异化”的女性形象典型，上至“诗三百”中无数的思妇、怨妇与弃妇，下至曹雪芹宏篇巨制“石头记”里的金陵十二钗，概莫能外。即便是在新时期文学女性作家的作品中，也依然活跃着诸多以自我牺牲引以为傲的“新”女性。这里的“异化”，实际所指乃是个体自我价值的“异化”。事实上，在现阶段，“人”的价值尤其是女性自我价值的“异化”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这并非一种体制或制度所导致，而是一种根植于本民族数千年精神泥土中的历史心理惯性。中国男性心目中理想化了的“天使”与“贞女”，则成为这种异化最深重的载体，或者说她们的异化表现得极为典型。这种纯洁、美丽的理想女性或天使实际上都是在回避着自我，或者说回避着自我价值的实现。她们的主要行为就是向男性奉献或者牺牲，这种献祭注定她们走向死亡。这是真正死亡的生活，是生活在死亡中。
杜鸿的小说中，这种价值“异化”的中国式女性不在少数?！兜竺窭蠲涡训募彝ヒ健分衅吒鼋憬阄思依锎诮哟亩烂缋蠲涡眩幌约旱呐??！痘孟胫械氖鳌分械木殖し蛉死砘萦捎谌鄙僮晕壹壑档慕ㄉ璩晌车钠舅坪跻苍谇槔碇?；而韩大麻子的花瓶妹妹马丽莲则无疑是其兄处心积虑布下的女性陷阱?！赌歉鋈龇缁ㄑ┮埂分械奶锩勖圩钪栈故且蛭フ杲嗟脑倒识晌湫偷拇εけ纭！抖攀樵骸防锏暮诤伤渖砭忧迩寰簿驳纳钫樵喝匆廊惶硬煌言谀腥ㄏ卤换倜鸬拿恕！兑磺苟分械乃即汉退记锷砩弦趸瓴簧⒌拇邮粜?。杜鸿的笔就是要暴露这些被强大的父系文化观念“改造”并进一步“同化”的女性内心深处的苦难——只有生活在男性生命的周期里，作为男人的侍奉着、拯救者、安抚者、牺牲者，为男性的生存和成长服务才有价值，更可悲的是，她们也已经把父系文化观念对自身的种种规定性积淀和内化在自己的潜意识中，成为父系文化观念的修补者、维护者。她们最致命的弱点，不是社会道德伦理传统的束缚，而是来自于自身内心的“价值异化”要求。这不仅成为导致“女性意识”难以确立的心理障碍，而且成为男权主义一意孤行的口实。
小说中的女性伦理叙事范式，不仅与当下现实生存互证，而且是创作主体叙事伦理观念的直接反映，并体现其“现实生存指涉性”的叙事意旨及文化立场，即不能只盯住父权制度与男权话语不放，而更应该着手拯救女性苦难的内心，这才是真正现实意义上的女性主义。
《石牌保卫战》 杜鸿/著
三．逃离之路上的坠落或毁灭
杜鸿笔下的这类似乎异常偏离父权伦理纲常规约的女性，普遍都被裹挟在都市文化消费时代汹涌泛滥的激情与欲望之中，她们的精神世界与情感追求一律见出强烈的消费意向并日渐轻盈。她们力图用自己的肉体消遣并“突围”父权文化观念对女性的束缚与歧视，同时也消遣、放逐着自己的精神与灵魂。比如《请你入画》中在包括艺术创作在内的种种欲望的肆意宣泄中自我毁灭的芭芭拉，个人精神虚弱之下的逃离自我内心的真实并挣扎、坠落于现实商业背景上的杜拉斯；《怀孕的男人》里在个人命运的偶然与现实生存的必然夹击下跌跌撞撞、浅性呻吟着的余另；《耶利哥的玫瑰》中被欲望化的现实图景抽离了个人对“善”的信仰与坚守而只剩下金钱与女色相互纠缠的无灵魂生存的诗黛。
都市女性们在消费时代过度的狂欢自纵与欲望盅惑下，人格往往趋于严重分裂并陷入一种自我宣泄、自我迷失甚至是自我毁灭的状态。物质与商业的异化使这些女性只是在欲望本能的驱使下被充分“性化”与欲望化而游离于社会文化层面之外，其存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被包围在男性观赏、占有、把玩的目光之中的“非人化、非历史的存在”而未能摆脱在逃离与陷落中徘徊的宿命。这成为小说中女性生存的又一处真相。对于一直处于社会文化边缘的女性而言，仅仅从肉体上进行自我救赎是相当不完整的，或者说是不长久的。对于一直处于社会文化边缘的女性而言，仅仅从肉体上进行自我救赎是相当不完整的，或者说是不长久的。肉体纵然能够逃离，可如果精神上仍然依附于所谓的“男子汉”， 意识上不能克服父权社会强大的内驱力，那么女性放纵与逃离的结果只能是重新跌落到原来的状态，甚至还可能会在逃离的路上走得太远而招致自身的毁灭。所以，女性必须学会从肉体和精神两个向度对自己实施双重救赎，而只有真正实施了自我的精神救赎，才是真正实施了完整的自我救赎。
《黛瓦园》中的张花残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女性形象，她的人生轨迹呈现出“堕落――回归――堕落”的回环往复，而这样的人生际遇又必然和她人生之中每一阶段的“生存现实性”形成关联互证。张花残一开始就是被作为“欲望化场景”之中的一个“堕落天使”而出场的，她不仅“觉得女人的胸天经地义地就是给男人准备的”，而且在不断地“想撕裂自己”的欲望中和身边一个个被她魔鬼般的外表所诱惑的男人进行着早已经习以为常的权色或钱色交易。然而当她在作家“男朋友”杜桥树小说的冥冥指引中和身为领导的“情人”丁国强一同来到那个神秘的黛瓦园所在的千岁小岛上的时候，尤其是当她明了了自己身为“革命后代”的身份之后，她的言行举止逐渐由放荡的野性向纯洁的透明回归，她决定离开虚伪而又不动声色的“领导”情人留在岛上?？墒巧削焱咴案删淮看獾?ldquo;红色革命旅游”已经到了朝不保夕的危急关头，为了挽救革命遗址，张花残不得不重操旧业像癫狂的下黛瓦园一样身陷泥淖。当一号楼重新扶正之后，张花残带着花仙子，永远离开了黛瓦园镇。在叙述主体近乎道德虚无主义的的叙事姿态下，张花残的堕落抑或回归都与“自身”的道德无关而仅仅指涉着道德伦理与价值观念变迁后的时代真相和生存本质。这样的叙事意旨实际上反映着作家站在“人本”立场的叙事伦理诉求，即女性的堕落甚或回归并不和女性“自身”的道德伦理价值趋向构成互证，相反却指向道德价值伦理失范、混乱、迷失中的“当下现实性”。
评价一部文学作品，不仅要看它是否做到了“否定与探索”，即原创性的完成；是否在尽可能的艺术高度上抵达了我们民族或所有人类的终极精神或精神内核，即文学性的完成；而且还要对其与社会大众的互动对话、参与社会的深度及市场价值进行考察。在人性伦理真相的背后，是作家为了确立其作品的文学性与可读性，通过基于启蒙性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和非启蒙性的“个人化”叙事姿态及道德价值倾向等叙事伦理质素，在关注“人性”的女性主义精英文化和利益欲望驱动的大众文化潮流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的尝试。这样的尝试以其强烈的尖锐性与破坏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市场对文学“陌生化”的阅读期待――既挑战着传统意义的伦理叙事，也挑战着读者和学者的审美习惯与思维定势。于是就有人说，杜鸿的小说是在糟蹋女性，他笔下的女性不是偷情乱伦就是纵欲变态。也有人说，杜鸿的小说潜意识里带有“妻妾成群”的封建男权主义思想，所以他纵容小说中的男人们纵欲滥情?；褂腥怂?，杜鸿的小说根本就是所谓的“下半身写作”，如果删除小说中的“性”描写，这些作品将破碎成不堪入目的瓦砾。然而，在细读杜鸿的小说文本中，我发现源远流长的父权制糟蹋女性、纵欲滥情，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终的真相；而杜鸿所做的仅仅是出于文学的良心与作家的良知将这些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基本上是按照“人”的“本性”在思考，在对话中同时关注男性和女性的生存变迁与精神走向。这样的思考与写作，不仅与90年代以来全球化风潮导致的“个人原子化”生存情境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治文化背景的相对宽松互为指涉，更和男、女学者拒绝对话而女性追求自由的活动似乎成为女性学者们自说自话的文化现状不无关联。
总起来看，杜鸿小说的女性叙事都被设置在当时文化语境和生存状态中进行关照，印证和言说着道德、伦理、价值等文化观念变迁中的时代本质和生存本相。作为其小说基本叙事素材的女性之“性”也承担着作家的叙事功能和诗学品质的属己性特征，这使小说中的“性”爱场景同作为道德伦理、文化符号的“性”鲜明区分开来，而成为知识分子反叛精英文化和市场经济下的大众潮流文化展开对话的有效载体，它所承载的是创作主体对文化精神或文学存在的追求。
（作者系广州某学校教师）
杜鸿
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中青年文艺人才库成员、省作协文学百人工程成员，鲁院文学院学员，省作协第三届长篇小说签约作家，湖北省文化创意产业协会副主席，宜昌市作协副主席。历任湖北省作协第六届委员、宜昌市文联秘书长、市影视家协会主席、市文艺评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小说先后获全国首届青春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当代小说奖、《小说选刊》全国第二届小说奖中篇小说一等奖。著有长篇小说《一个白痴统治的村庄》《石牌保卫战》《琵琶弦上说》等6部，散文集《怀想三峡》《乐道居笔记》等5部；中篇小说《一枪二弹》《刁民李梦醒的家庭隐私》《怀孕的男人》等入选《王小波门下走狗第三波》及第四波、《2005中国网络文学》《中国非主流小说精选》《2015湖北网络小说精选》及2016年度精??；散文《西陵峡三个小地方》《纯真年代》《屈原祠》等入选《中国非主流散文精选》《散文海外版》《21世纪年度散文选》《中国美文21世纪十年精品选编》《中国散文年度佳作2011》《时文选萃》及多省高考试卷。主编有《后王小波时代：中国非主流小说散文精?。ㄉ舷虏浚贰⒎胗小犊夏岬洗蠹易濉罚?008花城出版社）。
编剧有电影《走山楂树之恋》《谁杀了潘巾莲》等19部，《走进山楂树之恋》获中国电视艺术协会金奖，《迷失的金钥匙》获2013湖北省电影家协会优秀剧本奖，微电影《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获省广电局2016 “820”工程奖，电影《500米800米》获2016年第四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最佳编剧“红枫叶奖”、2017年第23届法国维苏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马车奖”及巴黎语言学院奖。
文/图：杜鸿 编辑：冯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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