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久
1954年生于湖北宜都,1973年下乡插队当知青,1975年招工到湖北省化肥厂。1985年调入宜昌市文联任编辑,后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回宜昌市文联,任《三峡文学》编辑部副主任。1994年调入《三峡法制报》(宜昌市政法委主办)任主编。1999年调回宜昌市文联,历任《三峡文学》副主编,执行主编、文字总监等职。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委员,宜昌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早期习诗,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诗歌300余首。80年代后期开始写小说,发表小说作品50余万字。结集出版的有诗集《生命之河》(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中短篇小说集《逃亡记》(中国文学出版社,1986)、《鹿城挽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经理族》(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五谷杂粮》(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儒将》(珠海出版社,1995)等。
近10年来沉浸于历史研究,尤其对晚清、北洋军阀和太平天国专题兴趣浓厚,写有数百万字的历史随笔、传记等作品,散见于国内外多种报刊。著有《袁世凯家族》(重庆出版社);《刘湘家族》(重庆出版社);《粉色官场》(东方出版社);《民国三大文妖》(东方出版社);《革命到底是干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摩登已成往事》(天津百花出版社);《消失的西康》(台湾秀威出版社)等10余部。
张永久《寂寞文章几人识?——毕倚虹的悲欢人生》节录
曾有显赫家世
在被打入另册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中,有一位叫毕倚虹(1892-1926),江苏仪征人氏,原名毕振达,笔名几庵、清波、逐客、松鹰、娑婆生等。早年,袁克文(袁世凯次子)慧眼识珠,称毕倚虹为“小说无敌手”,有挽诗哀悼云:“绝代文章传小说,弥天泪语几人知。”甚为遗憾的是,这位34岁即告别人世的天才作家,如今提起来并没有几个人知晓,他的大部分著作积满灰尘,寂寞地躺在故纸堆里,无人问津,也极少重印刊行于世。
100多年前,毕倚虹并非活在纸上,他活在现实世界中,是一个鲜活的精灵。
提起江南毕家,当年应是旺族无疑。其父毕畏三,虽说不是什么显赫人物,但至少有一件事,足以资证其家族兴盛:毕畏三之母是淮军名将刘铭传的女儿?;褂幸患梢宰糁さ氖拢罕弦泻绲脑浞蛉搜罘胰?,系李鸿章的女婿杨云史之女。官场历来有政治联姻的习俗,但“联姻”之双方,必定得门当户对,“贾府里的焦大,决不会爱上林妹妹”(鲁迅语),由此推论,能与朝廷一品高官“政治联姻”的毕家,其府第富贵可想而知。
然而,到了毕倚虹这一代,毕家颓相初露,家道中落,也是一个事实。
宦途受阻
毕倚虹在1926年辞世前,有过10年创作的黄金时期,这期间他写了10部长篇小说,另有短篇小说、散文、诗词、文论、杂著数百万字。他笔下流出的那一片血红,像遍地摇曳的罂粟花,为浮华尘世唱响了一曲挽歌。毕氏犹如一颗划过天际的彗星,拖着眩目的光芒,将某个瞬间雕塑成了永恒。哀歌绝唱,响彻民国初年文坛,让人怀念遐想。
15岁时,毕倚虹跟随父亲,从江南来到京城,意欲走士子做官的必由之路。那时候毕家还有点家底,捐纳银两,买得陆军郞中之职。在毕氏的第一个长篇小说《人间地狱》中,他对自己当小京官的生活描述得惟妙惟肖。离开江南老家前,祖母看他矮小稚弱,精心为他设计了一番:“你要上京到衙门的时候,穿上一双高底的靴子,靴子里面,我再叫王妈替你做一个棉垫。你走起路来腰杆子再挺一挺直。两边这一凑,岂不是有个大人的模样了么?”他自嘲道:“同戏上花旦的蹊跷差不多。”祖母回答得也妙:“自古说得好,官场如戏场,你们本来就是去唱戏的!”缈缈几笔,不仅人物勾勒得活灵活现,且意趣盎然,蕴涵深厚。
宣统三年(1911)印刻的《缙绅录》中,毕倚虹已是三品衔。据台湾作家高拜石考证,怀疑这个官衔是虚的:“冒鹤亭举人出身,在农工商部熬了十几年,宣统三年也才是个郎中,其时已40多岁了。以倚虹那样年轻,不是科名出身,单凭普通文墨,哪有经验做郎中呢?怕是顶冒同姓同乡死人的官照吧。”不管怎么说,那时候小毕在官场上混得不错,除却银子的功劳外,朝中有人也是重要因素。他是李鸿章的外曾孙婿,其时李鸿章长孙李国杰世袭一等侯爵,任农工商部左丞,对李家人自然会多加照顾。
宣统三年,毕倚虹已由陆军部调到法部,其时担任法部侍郎的是浙江吴兴人沈家本,此人满脑子新思想,力主废止凌迟、枭首、戳尸、刺字、笞刑等酷刑,参照西方和日本律法对《大清新律法》进行改革,并大胆启用新人,汪有龄、袁克文、毕倚虹等法学界新星,即为沈家本夹袋中的得意门生。宣统末年,清廷在爪哇设立领事馆,首任领事是毕倚虹。小小年纪,仕途上一路风光绮丽,自然是快意人生。但是行至上海,勾留了几天,正等候海轮启程,忽然传来消息:武昌城头枪响,辛亥革命由此爆发。过不多久,清廷垮台,一副码放整齐的多米诺骨牌,稀里哗啦倒成一团糟,民国初年,武夫当国,有枪杆子才有政权,以前的官职一概不算数,官场面临重新洗牌。
寂寞心情好著文
仿佛偷看了一眼西洋镜,里头演出的都是别人的风景,甚是新奇好玩,待要再续看时,西洋镜遽然关闭了,毕倚虹心头不免写满了沮丧。
宦途受阻,只好另寻出路。此时清室既倒,同行的官僚各作鸟兽散,毕倚虹因有刘、杨两家亲戚均在上海,遂滞留申江,在庆祥里弄堂租室居住。当时民国初立,中国人开始过上了没有皇帝的生活,民众心中充满美好的憧憬,全国兴办学堂成风。这一年,毕倚虹考入中国公学,攻读法政,准备将来留学日本,曲线步入仕途。
但是人生路途漫漫,计划不如变化,谁知这次逗留上海,竟改变了他的一生。
毕倚虹呼吸了十里洋场的新空气,又迷恋于灯红酒绿的上海滩,沉醉其中,乐不思蜀。至于中国公学的学业,对于毕倚虹来说是小儿科,他秉赋聪颖,各门功课游刃有余,一星期的课,他最多只到三天,但每逢考试,总是名列前茅??斡?,毕倚虹的最爱是文人雅聚,诗酒唱和,风月无边,初次品尝种种人生至乐,如食禁果,其愉悦之情难以言表。
禁果往往是智慧之果,一旦品尝,烦恼跟着就来了。最难消遣时分,无边的寂寞爬上心头,毕倚虹便闷在屋子里写诗赋词。此时他的写作以诗词为多,主要用于自娱,著述有《销魂词》、《光绪宫词》、《几庵绝句》等。在装帧古雅的线装本《销魂词》中,毕倚虹自题记云:“辛亥秋末,避地沪上,楼居近乡,门鲜人迹,烧烛夜坐,意殊寂然。展读南陵徐积余(乃昌)丈所刊有清一代闺秀词钞,每至词意凄婉,几为肠断,往复欷歔,不忍掩卷……”观其文字,笔下流淌出的寂寞心情,犹如一口幽深的古井。
这期间他尝试向报刊投稿。据其好友包天笑回忆:包在编辑《妇女时报》时,隔三差五接到署名“杨芬若女士”的稿件,颇见风华。那个时候女学刚有萌芽,女权急思解决,能写诗填词的名门闺秀属凤毛麟角,难得一求,有人主动投稿,包天笑自然高兴。及至后来,毕倚虹到报馆领稿酬,双方一见面,方才知晓“杨芬若女士”是个大男人,包天笑哈哈大笑,击掌称道:“我本伟丈夫,偏被人叫作\'包小姐\',没想到今日巧遇同类!”
这一年,毕倚虹22岁,包天笑38岁,忘年交一见如故,风度翩翩,文采飞扬,二人在报馆作倾心之谈,均有相见恨晚之慨。自此以后,毕倚虹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墨生涯,一条船,偏离了原来的方向,驶入文学之海域,掀起了一阵阵排空巨浪。
若干年后,包天笑还对他引导毕倚虹走上文学旅途怀抱着一腔内疚:“最初导毕倚虹入于文字地狱者我也”,“如果不遇着我,或者他的环境不同,另走了一条康庄大道,也不至于如此身世凄凉。”然而幸与不幸,谁人能说得清?曹雪芹倾注毕生精力写《红楼梦》,自题小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文字间埋藏着的无数秘密,犹如菜田里五颜六色的菜蔬,唯有耕作的农夫,方知其甘苦。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
清末民初,沪上最流行的时尚是吃花酒。谈生意要吃花酒,宴宾客要吃花酒,官场应酬要吃花酒,甚至闹革命,往往也以吃花酒的名义做掩护。包天笑本来是花界高手,嫖坛领袖,每次文人雅士聚会,吃花酒更是必不可缺的佐料。且每次叫局吃花酒,他都少不了要带毕倚虹参加,久而久之,包的朋友也都成了毕的朋友。
乙卯年(1915年)正月,苏曼殊从南洋归国,途径沪上,包天笑设宴款待,地点在大新街悦宾楼京菜馆,除了主宾外,邀来的陪客有叶楚伧、姚鹓雏、毕倚虹。苏曼殊号称“苏和尚”,但不穿僧衣,不忌酒肉,出入于青楼也不足为奇,是名实相符的花和尚。席间,苏和尚自己不叫局,总是怂恿别人叫局,他的理由是:“喜公开不喜独占。自己叫一局来,坐在背后,不如看大家所叫的局,正在对面呢。”因此常常是其他人所叫的局,都坐在他对面,供其欣赏,包天笑曾有诗吟他:“万花环绕一诗僧”。
而此时的毕倚虹,涉足花丛还不深,没有固定对象,逢到叫局时便乱点鸳鸯谱,朋友们戏称他为“打游击”。苏曼殊一听介绍笑了,主动帮他拉皮条,道:“昨天我到惜春老四家,见一女娃儿,颇娇憨活泼,可取材也。”说着取出局票,填上“三马路乐弟”几个字,花笺飞去,不到半个时辰,乐弟来了。
说这乐弟如何光艳照人,却也未必。但这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儿,苹果脸,一笑两个酒涡,尤其是一双明亮的眸子,看人时犹如放电一般,直射进人心最深处。她默默坐在毕倚虹背后,一声不吭,毕才子握其手,她只是吃吃地笑。爱情是一场化学反应,无任何道理可谈,毕倚虹与乐弟的爱情故事,就这么逶迤地展开了。现代人有个误区,认为凡是古代妓女,都是三句话没说完便解衣上床的人肉买卖,其实不然。乐弟是尚未开苞的清倌人,她与毕倚虹之间少不了打情骂俏,但要到玉体横陈那一步,恐怕还有万水千山。尽管乐弟也痴恋毕倚虹,曾含情脉脉暗示“你要怎样便怎样”,但毕倚虹究竟是读书明理的君子,想到乐弟背后的妓馆老鸨惜春老四可能会大敲竹杠,想到一旦涉足太深必须担负对乐弟今生的责任,就不敢轻举妄动。即便如此,他周围的朋友都已清楚地看到:毕倚虹掉进了爱情的漩涡,难以自拔。包天笑在《回忆毕倚虹》一文中提及此事,无限感伤地写道:“谁知这一个娃娃(乐弟),竟支配了倚虹半生的命运,这真是佛家所谓孽缘了!”
这事不知怎么被毕父知道了,毕父毕畏三,时任浙江省印花税处长、烟酒公卖局长,这是头等肥差,与沪上工商界名流交往甚密。他从杭州赶到上海,好友虞洽卿(上海滩著名的船王大亨)为之摆花酒接风,特意在惜春老四的妓馆里叫局。此一局透露的信息很微妙:毕氏家族有头有脸,其子决不可能娶妓女做姨太太!惜春老四在花界混迹多年,无须多点拨,就明白了其中道理。
回过头来,毕畏三又约见了包天笑,先是说了一些客气话,感谢包天笑提携毕倚虹,随后话锋一转,道:“小儿从小被家母宠坏了,不无有点任性妄为。在笔墨上,只怕不知好歹,乱得罪人。所以依我的意思,还是叫他回浙江谋一职业,以事历练。”绕来绕去,是让包天笑当说客,说服毕倚虹脱离文艺新闻界这个是非之地。
毕倚虹乘火车回杭州那天,包天笑、叶楚伧、姚鹓雏等一干文人到车站送行。乐弟也来了,她佇立在月台上,眼中秋波闪动,流淌着无边无际的情意?;氐胶贾莺螅弦泻缥薇人寄罨ι纤暝?,写有《回忆词》五古百韵:“少年不知愁,春江醉花月。白眼看黄金,酡颜听瑶瑟。酒边初见君,依稀记那日。电烛光摇摇,照见秋波澈。含颦一回眸,爱蒂从兹结。车骑累经过,形影疏以密。娱乐未几时,西风何飘忽。羽书临安来,速我征车发……”读之凄婉欲绝,痛彻心扉。
本文节自《摩登已成往事——鸳鸯蝴蝶派文人浮世绘》(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
满地落红不忍扫
——《袁家有故事》后记
张永久
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在七年前。
2007年冬天,长春电视台准备拍摄一部《袁世凯家族》的专题片,约请我担任撰稿。踏上旅途,驱车穿行在茫茫风雪中的北国,寻访了河南项城、郑州、安阳、天津、北京等城市,接触和采访了数十位袁氏后裔及相关人员。对我来说,那次特殊经历是人生的一次洗礼。
过去,袁世凯家族对世人来说是神秘的。许多来以来,传说中的这个家族似乎被笼罩在一片云山雾海中,影影绰绰,谁也看不清真相。当他们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在我面前之后,近距离与之接触和交谈,观察其人生履历,审视其情感状态,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鲜活地储存在我的脑海里,像一群生动的浮雕,清晰得令人窒息。
袁晓林是袁世凯六弟袁世彤的后裔,担任过项城县政协副主席。他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袁家人,感谢他毫无保留地提供了若干袁氏后裔们的姓名、单位、联系电话,使得我在此后几年里与袁家人取得了较广泛的联系。那年拍摄专题片的过程中,袁晓林陪同我们一路北行,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患有糖尿病,每天都要坚持给自己注射胰岛素。即便如此,他依然十分乐观,孜孜不倦地带着我们走东家串西家,走访了袁家的无数个后人。沿途,袁晓林给我们讲述袁家的故事,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让人感叹万端,唏嘘不已。
翻检当时的采访笔记本,那一年,先后采访的袁家后人有:袁克定的长孙袁萌临,袁克文的小儿子袁家楫,袁克坚的次子袁家诚,袁克坚的女儿袁家文,袁克桓的四女袁家菽、五女袁家芯和女婿柏均和,袁克桓的孙女袁弘淑,袁克文的孙子袁璧承、曾孙袁侃,袁克和的孙子袁弘信,以及晚清大臣荫昌的孙子荫成祖(他的祖母袁复祯是袁世凯的第七个女儿),北洋将军段芝贵的孙子段夔(他的母亲袁家祉是袁克文的三女儿),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彩、女婿楼宇栋等等。
也就在那年冬天,一粒种子落在心上,不知不觉地悄悄发芽。此后,参加了几次袁氏后裔举办的家族联谊会,与更多袁家人熟识了,写这本书的愿望也就越来越强烈。宗族曾构成了古代中国牢固的社会根基,一个家族发生的变迁,常常与社会变革遥相呼应。对于被称作民国第一家的袁世凯家族来说,更是如此。一百多年以来,剧烈动荡的时代大潮如何影响一个家族的私人生活?反过来,家族内部人际关系的各种演变又如何影响了历史运行的轨迹?通过袁家发生的故事,洞烛幽微的情境,或许能从某个侧面了解到历史的诡谲。
曾经,几代中国人不得不生存在战乱天灾频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岁月中。对于袁家人来说更是首当其冲,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所承担的政治歧视和精神重压都在他人之上。千疮百孔的人生,经由他们的口中讲述出来,当初的创痛已淡化了许多,但是在我心中所荡起的涟漪,仍然形同翻江倒海。夜深人静时分,每每回味袁家人的故事,就会想起苏东坡《前赤壁赋》中的那几句话: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四年时间,前期案头准备和田野调查告一段落。到了2011年12月,我自费再次奔赴天津,奔走在寒冷的街巷中,为写这本书作最后的补充采访。那次重点采访了四个人,一是袁克文最小的儿子袁家楫先生,一是袁克坚的次子袁家诚先生,一是袁克桓的孙子袁弘宇先生,另一是袁克权的孙女儿袁忻以及先生杨大宁。其中袁家楫老人已于2013年秋天去世,死于心脏病。
得知袁家楫老人去世的消息,我多少还是有些意外,采访时的情境不由自主地浮现到眼前。2011年冬天我赴天津采访,转乘800路汽车到达老人的家,时间是12月9日,83岁的老人孤身一人,把家里收拾得很整洁,案几明净,一尘不染,他坐在沙发椅上安静地等我。和煦的阳光从窗户投射进来,桌上一束郁金香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袁家楫老人从他三岁时的故事讲起,如何进入教会学堂,如何参加日伪海军去山东刘公岛,如何从威海卫军营中逃跑,如何漂洋过海去台湾、香港,如何到上海去找三姑袁静雪,如何成为天津卫高档舞厅的爵士舞高手,如何去板桥农场苹果园参加劳动改造……袁家楫老人性情乐观开朗,继承了他父亲袁克文的性格特征,是个近乎透明的人。讲到人生经历的那些苦难,大多数都被他用幽默俏皮的话语冲淡了,偶尔也有例外,说到情深处,老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几次声音哽咽,声泪俱下,悲怆的情境让人动容。
2011年冬天的采访中,我和袁家楫老人还有个约定,等我将来有空了再来天津采访他,单独为老人写一部口述史。袁家楫老人的一生跌宕起伏、丰富曲折,他接触过的许多人或是民国大佬,或是政坛显要,或是社会名流,岁月不居,这位耄耋老者称得上是岁月的活化石。历史烟波浩淼,趁老人还健在的时候,请他叙说往事,佐证历史,为子孙后代留下真实的纪录,是我辈的使命和宿命。但因我手头杂事太多,此事一推再推,始终未能成行。而今袁家楫老人已经溘然长逝,凄凉的故事被带走了,欢乐的故事也被带走了,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每当忆念至此,眺望北方的天空,总有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
袁世凯有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这些儿女们结婚生子,繁衍至今已有五、六代,遍布在国内外的袁氏大家族成员少说也有数百乃至上千人。这本书只写了他们中间十几个人的人生故事,且挂一漏万,只写了他们人生故事中的几个片断。对于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大家族来说,这本书写下的只是一些飘零的叶片,相对于整株枝干来说,自然是远远不够。不过管中窥豹,一叶知秋,透过这些飘零的叶片,可以看到袁家的部分投影。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师友的鼓励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长春电视台的曹冬雁、刘大林。是他们约请我担任专题片《袁世凯家族》的撰稿,才有了2007年冬天那次北国行,才最初萌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一路上,他们对工作的热忱以及对朋友的友谊,都让我难以忘怀。因为身体的原因,我还欠两位东北兄弟的一顿酒,这让我一直心存歉意。
感谢远在加拿大的画家袁缉燕先生。自从在袁氏家族联谊会上认识后,我们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朋友。通过越洋电话,他数次接受了我的采访,给这本书增添了不少珍贵的素材。他又在百忙中为这本书写序,且反复进行修改,直至出版前夕才终于定稿,真诚态度让我感动。感谢袁家诚先生、袁弘宇先生以及袁忻、杨大宁夫妇。他们不仅在我赴天津采访时盛情款待,而且对书稿中的部分文字进行了认真负责的修改,将诸多疵谬之处消灭在萌芽之中。感谢远在黑龙江的袁伟东先生,提供了一些与袁家有关的细节,对书稿中的部分文字进行了校正。
感谢我的妻子彭翠仙女士,多年来默默无闻地奉献,让我能静下心来读书和写作。感谢兄弟般的朋友郭寒、颜铭,他们热情地帮我联系写作地点,让我安心地进入写作。感谢清江高坝洲电站的朋友聂志立、张旭,为我提供了安静舒适的写作环境,陪伴我度过了愉悦的一个多月时间。感谢我多年的老朋友、远在美国的高伐林先生,当他得知我在写作这本书时,将书稿中的部分章节拿到他主编的《新史记》上率先刊登。伐林兄年轻时写诗,名头响亮,我曾到武汉去拜访过他,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诚如他所言:随着岁月流逝,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成了一个历史爱好者,从想象的云天落到了史实的丛林。感谢朋友林文楷、吴绪久,在书稿尚未完成时,将部分章节在他们主编的杂志上登出。
尤其需要感谢的还有骆宝善先生、刘路生女士和马勇先生,他们精彩的序言为拙作增色不少。将我当书稿通过电子邮箱传给刘路生女士后,她告诉我,骆宝善先生的电脑技术比较生疏,不习惯看电子版,需要把书稿全部打印下来给他看。刘路生女士不仅默默地做了这一切,还通读了书稿中与袁世凯有关的章节,帮助我纠正了多处谬误。事后我得知,骆宝善先生写这篇序言时是在生病住院,这让我隐隐有些愧疚不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马勇先生,是我在袁氏家族联谊会上结识的一位朋友。他对中国近代史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有自己的探索、研究和思考,视野开阔,见解深刻。他的序言从袁家的教育入手,颇多新意。我比马勇虚长两岁,通信中他自谦为弟,并嘱我对他写的序言“哪儿有问题,尽管增删”,让我感到汗颜。马勇先生的学识远在我之上,他为人的谦和态度也值得我学习。
感谢徐卫东先生,没有他的慧眼,拙作不可能在我所心仪的中华书局出版;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利方女士,她对文字和版式认真负责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而又美好的印象。
文/图:张永久 编辑:冯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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