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作家黄波的新作《被打断的近代化:晚清探隐》2017年8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分四辑。第一辑《尴尬人物:生于末世运偏消》,第二辑《叶落知秋:转型社会之幽微》,第三辑《重回现场:历史公案探隐》,第四辑《“后晚清”时代:青史他年任是非》。从史料入手,将那些对晚清社会走向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逐一分析,揭示出晚清社会转型的真实形态。
晚清这个时段被贴上了众多负面的标签。在很多方面,这个时段都不能让人满意,但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它正处于深刻的转型之中,而这个过程原本能以和平渐进的改革方式通向它要到达的终点。本书一反以往晚清图书多专注宫廷密闻和政治斗争的趣向,选择多个作者认为对晚清社会走向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通过发掘比以往更多的一手史料,从而揭示出辛亥革命前夕晚清社会转型的真实形态。整部书稿凝结为两个催人深思的问题:晚清社会转型已经走到了哪一步?这种转型为什么会被打断?在题材选择上,本书偏向于社会史的视角,努力避开当代读者所熟悉的宏大事件,即使写,也从大事件中的少为人知处落笔。
黄波,宜都人,1973年生。现供职于《南方都市报》。关注明初至近代社会文化之变迁,有《真实与幻影:近世文人之心灵画像》(江苏凤凰文艺2012年版)、《微明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逞什么英雄:水浒的隐秘世界》(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最可惜一片江山: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朱元璋》(东方出版社2017年版)等著作。
前 言
黄波
相对地说,我们对帝国上层的制度有较多的了解,而对人民大众的生活则知之甚少。”很多年前,读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时,这句话曾给我很大的震动。因为尽管国人对大清王朝的兴趣始终浓厚,但不知何故,人们所熟悉的多为官场争斗和所谓宫闱秘闻,哪怕这些官场故事和宫闱秘闻没有可靠的史料依据,本缘于道听途说和以讹传讹。而另外一些众所周知的大事件,又往往由于历史以外的因素,有意无意地流失了太多的细节,也使真相渐趋迷离。
从那时起,我就想写一本关于晚清的书,按照我的预想,这本书必须一反以往晚清图书多专注宫闱秘闻和政治斗争的趣向,而应通过发掘比以往更多更一手的史料,对那些对晚清社会走向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进行细致再现与分析,从而揭示出辛亥革命前夕晚清社会的客观形态。所选择的这些事件,因为以往偏政治史的视角,也许都不够格被历史教科书称为“重大历史事件”,但其背后,却是晚清民众真实的生活。比如《申报》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中扮演的角色,可能远不如附加了香艳色彩的案件本身富有猎奇性,但独立于官和民这两极之外的公共媒体的出现,又怎能说不是深刻影响晚清民众生活和观念的大事?又比如长沙抢米风潮,看似只是一起普通的“群体性事件”,可从其酝酿、发生到善后,从中难道不能窥出清王朝即将崩溃的迹象?
至于那些被约定俗成认为的“重大事件”,本书也并未全然避开,只是力图从大事件的幽微和少为人关注处落笔。因此,我不写鸦片战争,而写一个“殉国者”的尴尬,这种尴尬正好透露了那场战争的吊诡之处;我不正面写甲午中日战争,而是聚焦于“在马关的李鸿章”上,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已在其中;我不写庚子事变和八国联军,而写慈禧的逃难,事实上,有了这番遭遇之后,也才会有后来的“慈禧新政”;我不写保路运动,而是通过对端方之死的分析,揭示这场运动乃至辛亥革命的实质……
晚清被贴上了众多负面的标签是有道理的,在很多方面,这个时段都不能让人满意,但它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它正在深刻地转型之中,而且这个过程原本能以和平渐进的改革方式通向它要到达的终点。我相信,读完此书的人们自然能够同意这个判断。在这样一个判断的基础之上,全书便凝结成了两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晚清社会转型走到了哪一步?这种转型又为什么会被打断?至于答案是什么,读者自有结论,就不宜由作者来包办了。
揭示晚清真相,判断史料价值并做出取舍是一大困难,因为相关的资料太多,简直到了“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地步。然而说句也许会被讥为轻率的话,尽管我浏览了大约关于晚清的近百种书目,但我认为其中确实可靠、真有史料价值的并不算很多。有的纯属造假,如系革命党人伪造却被收入史料汇集《抗俄运动》的“清廷密谕”;有的是向壁虚构,如所谓德龄公主的回忆录;有的是辗转稗贩,如民国时人写的大量关于晚清的笔记,多为谋利之具,可信者甚少。那么如何判断晚清史料的价值?首先在知人论世,先要弄清史料提供者有无提供可靠史料的条件:其次还得大量阅读,相关的阅读量越大,对林林总总的史料进行比勘、鉴别的能力就会越高。而本书所运用之史料,除了“准正史”的《清史稿》,作为历史事件参与者的当时人的文集、日记、自述、回忆录,均为我个人认为可信者,尽管不可能全无讳饰。除此之外,两本民国笔记的价值也不可忽视,即徐凌霄、徐一士兄弟的《凌霄一士随笔》和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这两本笔记之所以在大量民国时人著述中为特出,则与其作者的身份和学养密不可分。
本书不能算是学术论著,所追求者,只是一个“说清楚”而已,但在某些问题上,间或也有自己的一家之言,读者识之。既然要“说清楚”,则必然拒绝戏说、瞎说和胡说。如此一来是否会影响趣味性呢?这是我并不担心的,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有趣味,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涂脂抹粉。
从搜集、阅读史料到撰文,本书之完成历时颇久,书中篇什多已揭载于各报刊,感谢《随笔》《书屋》《南风窗》《时代周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等媒体的朋友慷慨提供版面。发表之日,部分文章曾引起一些争议和讨论,现在随着文章的结集,希望读者、师友们能提出更多更好的意见。.
郑观应家世寒素,其父郑文瑞亦耕亦读,考秀才落选后,即安心做一村塾教师。而郑氏家族人丁颇旺,人多地少,加之时风浸染,多以给洋人做买办为业。最成功者当推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他是上海新德洋行买办,另一位亲戚曾寄圃是上海宝顺洋行高级买办,须知,新德洋行和宝顺洋行都是上海开埠初期涌现的著名大洋行。郑家和当时从事“买办”这一职业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有关系,如大买办唐廷枢是郑家的姻亲,另一位大买办徐润则是郑家之世交。这为以后郑观应进入买办行业并跻身商界奠定了坚实基础。
郑观应和他父亲一样,读了几年书也未能考取科举道上的最低功名——秀才。家庭窘迫的经济状况和地方重商的文化,自然把他推向了学贾的道路。1858年,也就是英法联军侵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的这一年,郑观应来到了上海。此时上??翰还嗄辍V9塾ο燃木佑谑甯钢M⒔?,一边给叔父做事,一边向叔父学习英文。1859年,通过姻亲曾寄圃和世交徐润等关系,郑观应到上海宝顺洋行工作,宝顺是当时营业额较高的第一流大洋行,徐润伯父徐钰亭、曾寄圃都是该行高级买办。这种得天独厚的人脉,使郑观应一进洋行即取得相当地位。深厚的人脉资源,再加上经过多年买办的历练,郑观应在商界逐渐声誉鹊起。1873年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即聘郑观应为总理,相当于总买办,权力很大。这是其一生事业之起点。后来他在华北大旱灾中,因积极捐款赈灾,被清廷授予道员衔,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开始与官场红人如李鸿章等发生联系。他后来脱离洋行进入洋务派所办的企业便也顺理成章。
1882年,洋务派所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盛邀他担任帮办,而作为招商局竞争对手的太古轮船洋行则不放他走,两者开出的待遇都很诱人,在爱国情怀的激荡下,郑观应最终选择了加盟招商局,协助总办唐廷枢,与外资轮船公司展开竞争。他上任后,招商局正与怡和、太古两家外国轮船公司进行白热化的价格战。郑观应巧施策略,历时两年谈判,三家公司签订了6年的“齐价”合同,使招商局摆脱了困境。李鸿章赏识郑观应在企业经营上的卓越才干,任命他为招商局总办。后来他还先后任另外一些洋务派企业,如开平煤矿粤局、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总办,为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有学者认为,郑观应加入上海轮船招商局,是其人生最重要的抉择,因为这标志着他从一个买办成长为了民族企业家,仿佛充当买办就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其实,郑观应虽投资过一些企业,但所占股份都不大,他充当的主要还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角色,只不过过去的雇主是外资,现在的雇主是国资罢了。既是职业经理人,其天然职责就是努力为雇主服务,让其利益最大化,并使自己分一杯羹。所以,要给一个职业经理人出一份成绩单,最重要的恐怕还不是看他为谁服务,而是看他服务的效果如何。(P100-101)
文/图:本网编辑部 编辑:冯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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