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2017-12-13 来源：西陵区文联 共有网友喜欢
宜昌市小说学会：《宜昌小说撷英》
日前，由宜昌市小说学会主编的《宜昌小说撷英》集结出版。该书集中了朱朝敏、王永红、虹珊、温新阶、陈孝荣、闫刚等19位宜昌籍作家2014—2016年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内容或关注现实，关注民生，感受来自底层的苦难，或落笔过往岁月中远去的背影，讲述特殊年代中的时代沉浮和个人命运，作品题材多样，叙述风格各异，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现了当下文学创作的风貌和艺术水准，基本上反映了当代宜昌小说创作的概貌。
《宜昌小说撷英》是近三年宜昌小说学会优秀作品的集中呈现，也是宜昌文坛近三年小说创作的重要成果。
《宜昌小说撷英》
走向小说创作的高地
——《宜昌小说撷英》序
桑大鹏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部《宜昌小说撷英》（简称《撷英》，后同），撷英者，优中选优之谓也。我因担任大学《写作》课程讲授的任务，故关注宜昌文学创作二十余年，看着小说成长，看着作家们从青涩到成熟，大致熟悉整个过程。以我观之，宜昌小说创作成就至今已蔚为大观，这部《宜昌小说撷英》当属代表性成果，是作家们走向小说创作高地的隐喻。现时虽尚不能盖棺定论，但笔者仍可从诸多方面梳理他们的创作成就：
一、贴近底层，接续地气，直面现实之“真”。勿庸讳言，这是一个目前已受到普遍怀疑的价值标准和创作标准，从学界、创作界的质疑出发，分析出几个值得探讨的论题：对象决定论；题材决定论；价值决定论；良知决定论，种种怀疑指向一系列普遍的反诘：难道底层人天然具备道德优势吗？底层人中不也照样有种种反人性反文化的现象吗？作家创作就一定要描写底层才能达到政治正确、体现创作良知吗？不能不认为，这一系列反问都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它们解构了文学的阶级视角，将创作推向普遍的审美表达与人性洞察。不过吾人须知，撇开这一系列反问包含的合理因素，我们仍然要自问：底层人的生活是不是最大众化的生活？底层人的忧患是不是最具一般性的忧患？底层人命运的波诡云谲、悲欢离合是不是最能折射人性的多面性？底层人的价值坚守与顺应是不是最能隐喻历史传统的走向与流变？
通读《撷英》，笔者发现宜昌作家经过当代哲学的过滤与净化，早已明智而巧妙的避开了文学的阶级视角，走向了人性与审美的回归，他们通过上述四种自问获具最大公约数、最本质的认知，重新选择审美视角，达到对底层人的重新审视，为读者带来了某种全新体验。如阎刚的《嫂嫂不哭》写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刘明银在拆迁过程中对个人情谊的背叛与拯救；温新阶的《白太阳》中俞发菊在体制的控引下一路升迁却难挽家庭的破碎；张泽勇的《玩蛇的女人》柳幺婆用毒蛇杀掉乱伦的小儿子而后自杀；周士华的《不举》中杨老大因嫖娼带来的性无能；以及李晓梅的《红裙子》中对五代女性苦难的微观透视等等，都达到了底层人生活与人性描写的高度逼真效果。“真”是上述小说共同追求的目标，是作家们自觉直面的现实。
为了获得“真”的效果，作家们不逃避，不隐晦，不曲美，不粉饰，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故其笔下之真残酷、严冷、惨淡，反映了底层人生活与人性的原貌。这种“真”的现实要么是体制干预下的扭曲，要么是人与人畸形关系的逼仄，要么是个人心结的囚禁，但最终还是归因于个体的精神困境，因此此系列真实是直指人心的残酷袒露，是超越了阶级视角而直面人本身内外困境的最高哲思。
二、形式的觉悟与经营。小说具有形式感，或曰作家对小说文本具有高度的形式领悟?！栋滋簟房鹗雒癜旖淌τ岱⒕兆〗皆?，两天后醒来，脑中出现鲜红的映山红；与此同时，县委办许主任和教育局施局长来慰问，并带来市委书记的表彰和推优决定；而俞发菊极不情愿却又无能为力；平静的丈夫朱成海端来尿盆，准备伺候俞发菊小解?？柚昧舜罅康姆视胄睿琳咭剩赫飧雒癜旖淌烤故鞘裁慈?？是有背景吗？是很优秀吗？是抓住了某大官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她为什么不愿被宣传被推优？映山红意味着什么？她与丈夫的关系如何？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疑问使读者升起强大的阅读兴趣，要破疑就不能不继续读下去，亦即此戏剧的现场感与戏剧因素的运用所获具的纯粹形式居然具有某种强大能动力量，这种戏剧的冲突形式其实贯穿文本始终，推动读者不能不读下去，因此是一种具备引导力的能动形式。
朱朝敏的《慈悲刀》整个呈现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小说按照“设悬”与“释悬”的思路
运笔，每一个叙事单元都设下悬念，下一个单元既解释上一个悬念，又设下新的悬念，使读者兴味盎然，欲罢不能。最后当萧谷声徒手用慈悲刀的功夫准备杀掉霸占其老婆的父亲萧天林时，小说戛然而止。小说结尾以萧谷声之口写道：“别躲，我请你领略下一种刀法，名叫慈悲刀……你也别紧张，我手中没有任何刀器……怎么说呢？慈悲刀不杀人，是救人，它的厉害你早应该知道，可惜挨到今天晚上”。这又是一个悬念：萧谷声究竟会不会杀他父亲？为什么慈悲刀有救人的效果？由于叙述已终止，读者被迫展开想象，完成尚在发育的文本，于是文本有了被二度创作的可能，形式带着巨大的创生能量袭扰读者，读者的创造性想象被激活，与同作者一起进入创作之中。“设悬”与“释悬”一般多在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中被运用，金庸是此中高手，此种形式技巧被用于社会人情小说中尚不多见，但其效果恰恰惊人，作者深得小说三昧。
《红裙子》讲述五代女性的苦难故事，作者打乱线性叙事的固有进程，分别独立叙述四个女性的故事，但她们之间的关系是逆向而跨代的。四个静态文本并置，古拙而灵巧，分别折射了具有血缘关系的四个女性在不同时代遭遇的标志性苦难：玉珠八十年代被拐卖又自我卖身，被兄弟共妻，因卖身而性病缠身、下身腐烂；三、四十年代的苦女先是被继父强奸而生下一女，因不能养活而抛弃，继而在煤工、猎户、弹花匠之间被不断转卖，每任丈夫都死于非命，最后出于自愿嫁给一位解放军，不幸解放军死于抗美援朝，儿子溺毙于古井；美朵五十年代在当时盛行的阶级识别与歧视的环境中与根正苗红的生产大队大队长儿子热恋并诞下私生女，出于阶级斗争、道德谴责和普遍饥饿的恐惧将私生女送人，自己焚身而死；九十年代的思晴背负着家族四代人苦难的痛苦体验，考上大学而无力就读，只好加入当时盛行的民工潮自谋营生，微贱如一根野草。四个女性五代人（苦女的母亲没有正式出场，但文中有隐叙）的故事虽各自独立，但文本的布局曲折回环，构成镜子式映照的功能结构，具体而微的照映出近现代中国大半个世纪的苦难史，这是种族的隐痛，是历史的微缩与隐喻，是“有意味形式”的别样形态。
《嫂嫂不哭》的最大形式特征就是“穿插”，穿插既是一种写作技巧，又是一种形式经营的技巧。小说以拆迁补偿故事为主体叙事，共用了五次穿插：我（王建民）与哥嫂一家关系的穿插；我与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刘明银过往情谊的穿插；我与同窗田秀丽爱情的穿插；我与田秀丽儿子吴红平关系的穿插；吴红平暴打拆迁流氓最后却协助拆迁的穿插。这五次穿插的运用，丰富了故事主干，使文本旁枝斜逸、枝繁叶茂、更加饱满。阎刚的小说向来善用穿插，如中篇小说《家惠的战争》因多重穿插，几乎要压倒主干，但作者最后还是扶正叙事主体，使故事能够被继续讲述。这是一种功夫，清代李渔、现代鲁迅都主张穿插要慎用，阎刚无疑在用险招，但他成功了。他的穿插达到了目的：使文本更加茁壮。
三、感觉的恣肆与隐秘心理发微。写感觉，是作家的本分，不如此，则不足以写活芸芸众生的生命体验。而感觉的描写，往往最具考验力度：考验作家对自我对环境是否敏感？能否准确抓住活跃的细节？能否深入人物内心进行微细的体认？心理感觉的细节描写往往是人物是否具有立体感的衡量标尺，感觉描写充分的文本往往元气充沛淋漓。杜鸿的《蛙鸣如潮》可试一观：“荷叶之下，不知是哪来的几只土山蛙，一开始小心翼翼的，怪腔怪调的，若有若无的，在鸟叫的合鸣里，来那么几下，如同以往在静静的池塘里，扔几颗怪头怪脑的石子，哇哇，喀喀，瓜瓜，咯咯，叫上几声，惹得人正耳去听时，它们又全然没有了一丁点儿的声息”——这是从主角袁世楷的视角感受蛙鸣如潮，隐喻故土将要迎来的繁华。作者从听觉上写蛙鸣汹涌，鸟声和悦，水塘寂寂，林木葳蕤，有动静，有生命，有层次，有想象，果然是元气淋漓！
感觉的微细之处可深入到人物隐秘的内心，将此隐秘心理予以开掘，为文本营造巨大的想象空间，带来读者二度创作的可能。邱安凤短篇小说《紫盒子》作了尝试：主人公丁香准备抛掉一个装有73封与前男友情书的紫盒子，以诀别过去的爱情，专心经营现在的家庭，但事情每不如意——抛到垃圾池，嫌脏；想从山顶抛到森林里，但野草灌木遮蔽了上山之路；想抛到洪水滔天的大江，然而暴雨狂风，不得成行；想直接划火柴烧掉，但大风吹灭了唯一一根火柴，学校小卖部又关门，无法再买。读者要问：她真想抛弃紫盒子吗？带着这种疑问细读文本，读者会发现，丁香虽与前男友有过龃龉，但内心其实十分珍惜那份纯真的初恋，并不想抛弃紫盒子，每一次遇到的种种“阻碍”不过是在为自己寻找借口而已。后来紫盒子干脆遗失，丁香极力寻找，一方面是怕丈夫发现，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小说结尾写道：“在多年以后的这个春天，呈现在丁香面前的，没有良田，没有房屋，只有疯长的野草。在那绵延不断的荒芜里，根本看不出哪里曾是埋葬紫盒子的地方。”紫盒子遗失到无影无踪其实是一种最好的方式：既没有被丈夫发现，又是对自己多次无法抛弃的交代，更可使自己免于忘掉初恋的内疚。小说对人物内心的体认极为隐微，是感觉精细化的结果。
四、经典道路的坚守与创新尝试。恩格斯通过阐述“胡斯塔夫式背景”提出了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命题，此后成为作家们尊奉的圭臬。他本是通过归纳十九世纪俄、法、英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经典作品和成功创作经验而提出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审美、评判准则?！哆⒂ⅰ分写笈髌房晒槿氪死?，如王永红的《逮鱼》、张泽勇的《玩蛇的女人》、虹珊的《豆花嫂》、马桂兰的《卧底》、阮仲谋的《位置》、牛海堂的《颈椎病协会》、周士华的《不举》、陈孝荣的《愚人岛》、吴宏旭的《三憨子》、张会芬的《孤独少女》等等。
王永红用方言写成的《逮鱼》描写主人公水猫子为了逮住娃娃鱼到郑家河棺材潭放钓钩，当夜大雨倾盆，洪水泛滥，郑家河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作家为了塑造主人公性格，为其设置了恰当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使人物性格与环境天衣无缝、妙合无垠，读者从人物性格中可看到合情合理的环境因素；张泽勇《玩蛇的女人》开篇用大量笔墨描写界岭的原始荒蛮和独立不羁的野性，以及远离开化文明的边地风俗，隐喻柳幺婆坚守传统伦理的信心与固执，为后文柳幺婆用毒蛇杀掉乱伦儿子提供价值观的合理性，是环境与性格的高度统一；虹珊的《豆花嫂》写了一个名叫吴琼花的单身农村妇女来到城市和儿子团聚，因为自己的拿手本领制卖白豆花因而结识了退休老教授爱因斯坦和同样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李老头。爱因斯坦正直不阿，但也因此引来了不少非议和麻烦。最终是让豆花嫂吴琼花选择了离开，带着奇丑无比的李老头重又回到了乡下生活。这是虹珊的一个心结。她的作品里多次表现出关于城乡二元对立的思考。吴琼花带着一个丑陋老头的离去，无疑是将这一主题进一步放大。她似乎是要解答城市化进程中给乡下农人究竟给予了多大的生存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豆花嫂》这部小说的问世就有十分肯定的现实意义。马桂兰《卧底》写我（之前是KTV歌女，多次卖身）为了帮强哥拿到汤卤的配方，以打工者身份到汤卤名店打工，小说写餐馆厨房、寝室的混乱设置，餐馆人物关系，强哥每况愈下的生活轨迹，最后将一个居于社会最底层歌女的性格写活，而相关环境无疑是此种性格成长的土壤；阮仲谋《位置》写基层官?。合匚旃腋敝魅卫钭婀庀胪ü孪绶銎渡险?，但遭遇周围暗流汹涌的人事关系困扰，感觉人心难测，处处陷阱，正在李祖光心力交瘁、万念俱灰、无意进取时，却传来升值的消息。严格说，李祖光正是一个久坐办公室、被体制同化的基层官僚，他的工作并无创造性，为人也不太坏，政治上虽不敏感但也并非毫无作为，还是一个略有良知，讲求孝道，不肯创新，中规中矩的俗人，这种俗人唯有相应的体制环境方能培育，“人是环境的产物”在李祖光身上得到了切实的印证，小说与刘震云的创作具有同一理趣；牛海堂《颈椎病协会》描写一个特殊的群体：老年人，这是一个很少人关注的领域。国企工会主席马伯退休了，有感于很多老年人的颈椎病痛苦，要成立一个协会。他跑遍了民政局、卫生局、社区居委会，定章程、刻印章、找场地、自出注册资金，历尽千难万苦成立颈椎病协会，表明现有体制下老年人要自救也万分艰难，小说的目的并不是刻画人物性格，而将重点放在环境的描写上；周士华的《不举》写农民工杨老大嫖娼被民警抓获惊骇而丧失性功能，并无主见的杨老大受民工们蛊惑要起诉当地警局，他被老板赶出建筑工地后，又为一杀狗的屠夫打工，筹齐了诉讼费，法医鉴定费，结果官司还是输了。杨老大具备底层农民工的主流性格：谨慎、小心、勤劳、没有主见、易受蛊惑、精于算计、习惯于为自己的缺点寻找外因而不是自我追责，小说为这种性格设置的环境极好地互相印证，获得了经典命题（双典型）的经典形式；陈孝荣《愚人岛》写办公室主任蒋练被降为副主任科员后，心生去意，恰好同学商人彭林超邀请他到公司任职，蒋练递交辞呈并心情雀跃，准备绝地反击，不幸传来彭林超行贿被捕的消息，蒋练万念俱灰逃到多次聚餐的世外桃源愚人岛打工，一年后反倒心宽体胖了。自由的精神与自然环境使逃离体制的身心健康成长，这是一种隐喻，是对环境的正面书写。吴宏旭的《三憨子》、张会芬的《孤独少女》也是对双典型的印证并各有千秋。
与上述经典道路的坚守相呼应的是某种创新尝试，这些创新在写作方法和写作理念上体现出来。宋离人短篇《午后》表现我（杜桑）与妻子刘雅静与情人简贞之间的情爱纠缠关系；刘雅静与富商之间的婚外情关系。全篇将意识流与传统叙事方式相结合，用意识流铺叙主人公心路历程，回忆、联想、梦境、意识碎片连缀成故事流程，物理时空因意识的干预而具有流动的精神色彩，成为主人公命运流变的精神心理符号，是意识流手法的集中运用。意识流自十九世纪末西方作家伍尔夫、乔伊斯、?？四?、普鲁斯特等人的运用、后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作家的运用并不多见，王蒙（《春之声》）、谌蓉（《人到中年》）、池莉（《你是一条河》）在作品中曾有部分运用，但都没有大用，故宋离人的意识流手法仍可视作一种写作方法颇见成果的有效尝试。
胡兴法《我在这个秋天回来》完全是对小说经典理念的突破。小说的经典理念是塑造人物性格，环境只是陪衬，是为创造人物性格服务的，不可能成为主体表现的对象。但胡兴法反其道而行，将“我”秋天回家历经的整个自然时空环境作为描写的主体，荒村、铁瓢、野草、包谷承载故事进程而一路流动，人物性格本是空性，并非作者预设，因“物”的到场而显现色彩、而“凝结”，并最终现形。换言之，性格是环境的次生物。这是一种颇具新意的写法，是一种有效的创新尝试。
五、小小说的特立独行之姿。这一领域以杨子锋的系列小小说为代表。一般人大多推崇鸿篇巨制，或精力不济写成中篇，而对千余字的小小说撇而不顾，视之为初学者的入门练笔习作，如同武学的入门功夫，焉知此种“入门功夫”正是原发性基础，影响一生的成就。据笔者有限的知见，英国、日本作家的小小说还有世界影响，不知中国作家出于何种心理轻视小小说？幸好有杨子锋在寂寞中的实践探索，算是对笔者“有可能”是错误判断的一种反证。 《笔误》全篇通过笔误将某种暗恋与失意写到隐微细致，却并无一字着笔于此种情愫，读者只能透过已经写出的细节去体认，胜过鸿篇巨制的大段告白，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含蓄而蕴藉，有国画“留白”的想象效果?！兜刂鞣胧氐隆凡⒚挥姓嫘捶氲囊醯潞竦?，全是通过旁人的追忆或政府的严格调查而发现，其笔致居然能够在小小场地（千余字）闪转腾挪，自由舒张，谈何容易？《风斗》全文写艰难时世中的感恩传统和令人心酸的代际隔膜，主题绝对宏深，运笔绝对微细，“四两拨千斤”，扬眉瞬目而芳华毕现。
总之《宜昌小说撷英》在形式、理念、创作手法上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其间有继承、有坚守、有创新，形形色色，各显其能，非可一语道尽，笔者只是抛砖引玉。据了解，市小说学会此后每隔几年计划出一部《撷英》，笔者有理由期待上述作家有更好的成果并有更多的新人涌现。
?。ㄉ４笈?，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文/图：孔令丽 编辑：冯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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